由這段資料可見，漢武帝在其執政期間，拚命地提高財政收入是不爭的事實。顯然，這不是為了滿足簡單的個人物質享受。如果僅僅是為了個人的物質享受，實在無須如此窮凶極惡地課稅，因為個人對於經濟的消耗畢竟是有限的。
結合當時的曆史背景，我們幾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判定，如此惡性征稅的目的是為了支持曠日持久的對外戰爭。當課重稅都存在力有不逮之感的時候，漢帝國政府又將鹽、鐵、酒、山川林澤等經營權統統收歸國有，進行壟斷性經營，以求得更高的財政收入。事實上，這種對日常消費品進行大規模國有壟斷經營與進一步征稅無異，隻是換了一種手法而已。
料想大儒董仲舒應該是為這樣的狀況痛心疾首，於是才用借古喻今的辦法，拿秦始皇說事，勸漢武帝減稅。而心懷大計的漢武帝當時近似走火入魔，沒聽進去半分董大儒的意見，甚至覺得老董是在諷刺他，於是心懷不滿。因此老董日後沒能得到重用便是順理成章。
不僅如此，這次政見不合，還為日後漢武帝與董仲舒之間的關係產生裂痕而埋下了伏筆。由於漢武帝積怨未消，他為了泄論政齟齬而產生的私憤，曾找機會對老董采取過政治報複，這差點讓董老夫子丟了老命，隻因老董的社會聲望過高而作罷。此為一則閑話，在漢篇中曾略有所提及。
漢武帝執政末年，長年累月窮兵黷武帶來的社會問題終於凸現，人口大幅度衰減，社會狀況殘破不堪，經濟秩序瀕臨崩潰邊緣。漢帝國政府麵臨嚴重的統治及執政危機，鑒於此種情況，漢武帝被迫改變了基本國策，接連推行減稅政策，才將這危機逐漸瓦解。
後漢武時代，由於官僚體係日益膨脹，為了保證帝國政府不至於因入不敷出而破產，隻能維持更高稅率的稅製——這就進入了黃宗羲定律的怪圈。自此，惡性循環開始誕生，直到整個帝國社會無力負擔才告一段落。前文介紹過，這種情況為什麼最終會成為惡性循環，此處就不再贅述了。
總的來說，漢代的稅製不是一成不變的，曾隨著具體經濟、政治環境變化而變化。我們通常認定的“漢代盛世”，多是以漢武帝執政時期在對外政策上的強勢為標誌，殊不知這是以透支整個社會群落的經濟發展潛力來完成的，接近於葬送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幸福生活。這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發展方向，於現實角度考慮，是不該提倡的。
萬稅皆因萬歲起
我們看過無數帶有曆史背景題材的故事，許多故事中都談及這樣一個問題：若想長治久安，一定要牢記四個大字——永不加賦。這意味著控製政府的規模以及行政開銷。然而現實情況卻遠沒有那麼樂觀，帝國政府的特點就決定了這想法是鏡花水月。我們退一步講，即便是政府墨守成規，不對稅製做變更，可是這能杜絕掌權者的濫用權力嗎？難道就不會有拿著官府紅頭文件索“捐”的事情發生？這問題的答案是可以心照不宣的。
萬稅其實皆因“萬歲”而起，一個不受製約的權力存在，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環境的生態平衡。我們極力尋覓著近乎消弭在曆史中的真相，卻隻得到了這樣冷酷的答案，不免令人覺得失望。然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曆史上的經驗教訓，會是我們改善身邊社會環境的最好借鑒，更會是我們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四禮即人情——小記曆史遺留下的社會經濟活動
《史記·禮書》中一句“（禮）以財物為用”，點穿了“禮”的實質。這是一種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經濟活動，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待，可稱之為“人情”。那麼順著這條思路去看，似乎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禮是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消費
探討中國文化，尤其是古文化，脫離不開一個“禮”字。社會推崇“禮”，認可“禮”，流傳千年的儒家脫胎於“禮”，我們自己也標榜這個“禮”，自詡禮儀之邦。那麼這“禮”到底是何物呢？
“禮在中國古代是社會的典章製度和道德規範。作為典章製度，它是社會政治製度的體現，是維護上層建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作為道德規範，它是國家領導者和貴族等一切行為的標準和要求。”——這是“禮”在《辭海》中的標準答案，作為對於中國古文化未曾有過深刻了解的人來說，看到如此抽象的答案除去一頭霧水外，根本不知其所以然。簡單些說，就是讀了好長一句話，還是沒明白，這到底是個什麼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