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有關刑不上大夫的問題，在曆史上也曾有過例外，甚至表現得極端點是所謂的“大義滅親”。但這已經不再是法律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了。因為如果不是政治的需要，憑借帝國體製下法術的彈性，完全可以使違法者免於處罰。出現這種“法不阿貴”的局麵，隻有兩種可能，其一是有人嚴重觸犯了統治者的利益，他必將受到懲罰。即便是沒違法，統治者為了要懲罰這利益觸犯者，也可以現製定出一部法來。關於此種情況，有句古話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二是違法者的社會影響太壞，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強烈不滿，為了平息社會中的不滿情緒，隻能采取犧牲違法者的辦法，從而將綜合統治成本降到最低。
由“法不阿貴”的第二種可能，我們又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統治者為了降低維護統治權的成本，會竭力讓法術表現出相對公正的形象，使之更像法律。具體些說，就是將“刑不上大夫”做得更隱蔽更成熟。比如，一旦有精英階層成員違法，相關執法者馬上會將消息封鎖在一個小範圍中間，避免事態擴大化而成為公眾輿論的聚焦點。因為隻有降低事態的影響力，才能便於爭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理想結果。不過這就屬於題外話了，不在我們此次的討論範圍之列。
歸根結底一句話，刑不上大夫確是因人論罪，這是由於多年來社會的現實狀況積澱的結果，後世的我們不必斷章取義地為美化這句話，給它臉上塗脂抹粉或是貼金，更無須因此而大驚小怪。
二誰在沽名釣譽——對韓信神壇來一次強製拆遷細究起來，曆史中許多結論往往幼稚得可笑，捧人捧上天，踩人踩進地。韓信就是這被捧上天的典型。不信？我們試著拆一下他香火延續千年的神壇。
表揚失敗的對手是變相地自我吹噓
一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將項羽徹底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此後，西楚霸王除了“有勇無謀”的缺點之外，又添了一條“沽名釣譽”。
漢篇之中，對項羽這個秦漢交替時期典型而重要的曆史人物做過重點的分析。就我們的分析可知，所謂“有勇無謀”、“沽名釣譽”，盡是不實的毀謗之言。說到底，症結在於成王敗寇的功利邏輯。
值得一提的是“有勇無謀”這種說法，相傳後世有人曾對此有所總結，我個人深以為然，這裏拿出來以供大家參考：
貶敵抬己，其法有三：其一，敵將初勝者，貶己方武將魯莽；其二，敵將多勝者，貶己方軍師擇地失當，氣候預測錯誤；其三，敵將常勝者，貶敵軍將領有勇無謀。據說這個“貶抬”技術，出自東漢末年水鏡先生的《士氣論》，真偽尚不得知，但是在道理上是完全可以說得通的。
有句話叫“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茲是真理。所以，當年劉邦軍團為鼓勵士氣而采取的說法，就由於他們奪得了天下而原封不動地流傳下來。大概是勝利者過於喜悅，忘乎所以，抑或是勝利者過於狂妄，連基本的粉飾都懶得做。無論何種原因，最終的結果是導致了這貶敵抬己的說法連一絲一毫都沒有改動過，保持了淳樸的原汁原味。
對於勝利者來說，更為聰明的做法是表揚已成為失敗者的對手，這與風度無關。一個智勇雙全、無比強大的對手，無疑可以反襯出自己更為優秀，同時也能烘托出自己高大全的豐滿形象。也就是說，把失敗的對手抬得越高，自己的英雄光環就越閃亮。最精於此道的，莫過於“二戰”後的英國人。他們把自己的德國對手隆美爾推到了封神拜侯、位列仙班的高度，其用意不外乎是為了掩蓋自己在北非戰場上的愚蠢。而那因其愚蠢導致的不利戰局，此時反倒成了他們在北非戰場上浴血奮戰的最好證據。總之，英國人是最終的勝利者，他們怎麼說都有理。
說到這，我們不禁多了這樣一點感悟，原來漢史的記載者們在敘述技巧上，還是有所欠缺的。雖然很“講政治”，但是還不夠，遠遠不夠。他們比起後世製造穢史的專家來，顯得太過幼稚，不客氣地說，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以我們今日這些後世人的眼光來看這份幼稚，實在是不知道該悲該喜，然而這似乎又能說明一個問題，技術是沿著曆史脈絡進步的，無論是自然科學技術，還是人文科學技術。
神話、玄說符合大眾的審美觀點
好了，這裏扯得遠了，其實我的目的無非是說，套在勝利者身上的光環未必真實，而扣在失敗者身上的屎盆子往往不夠客觀。也就是說，西楚霸王項羽離沽名釣譽的距離大約像孫悟空一個跟頭那麼遠。那麼，在項羽叱吒風雲的年代裏，是否有這樣一個人物存在呢，既在曆史中留下痕跡，又是沽名釣譽之徒。細翻史卷，倒有那麼一個人物被摳了出來，隻是說出他的名字來，恐怕讓人大跌眼鏡。這個人就是千年以來素以智勇聞名的淮陰侯韓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