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話有兩種解釋，一是曆史都在以今人的目光來解讀；另一是說，人性亙古不變，今天所發生的一切不過是機械地重複著昨天。無論怎麼審視，那其中總有些東西讓人啼笑皆非，總有些東西讓人淚流滿麵。一些事，看似無法影響曆史的進程，就被丟在了曆史的角落。然而我們又難以否認它們的存在。至於看法，則莫衷一是，各持己見。說到底，隻是仁智問題。到底誰仁誰智，我們就在此拿出來，做一個主觀的辨析。一句話概述，曆史從未遠離。
一刑不上大夫是千年不變的基本國策一句“刑不上大夫”幾乎點明了帝國社會的實質，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無不是其背後深刻的經濟原因所左右。試問，這經濟原因究竟如何造就？
儒家秩序就是尊卑有別
《禮記》有雲，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關於這句話的解釋很多，無論怎麼咬文嚼字，歸結起來無非是兩個觀點，一個是說，因人論罪，禮成了尊上卑下、刑變為宥貴殘貧的特權，這是當年推倒孔家廟的核心論據；另一個是說，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隻要犯了法，不管是皇親國戚還是王公貴族，一律依法嚴辦，有句話叫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產生這種分歧的淺層次原因，在於古漢語的不嚴謹，因為它沒有標點符號。隻要變換一下斷句的方式，就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釋。說得文縐縐點是容易引起歧義，說得淺白些是便於兩頭堵。這對於把持話語權的人來說，是多麼值得興奮的事啊，隻要他高興，想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有一個異曲同工的民間俗語是這樣講：官字兩張口，咋說都有理。
分歧的深層次原因是對於社會現實理解的出入。前者的理解是出自對現實的切實感悟，來源於實踐作用於實踐；後者的理解則完全是出於一種善意的理想。我實在不願評價誰對說錯，隻是覺得後者的想法過於簡單和幼稚，這種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觀點，是融不進現實中去的，如果信以為真，其結果必然慘不忍睹，除了在社會中撞得頭破血流外，我個人想不出第二條出路。如何正確地理解“刑不上大夫”，取決於對其出處背景的理解。
不追根溯源，僅靠憑空臆想，最終的理解一定是近似於盲人摸象的結果。我們知道，這句話出自《禮記》，那麼《禮記》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將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理解。
最普及的說法是，《禮記》與《儀禮》、《周禮》合稱“三禮”，而這“三禮”以《周禮》為首，其餘兩“禮”皆因《周禮》而起。
文人們筆下的《周禮》，是文化，是文明，是儒家經典，是治國良方？？各種溢美之辭撲麵而來。然而打開這博大精深、內容豐富的《周禮》一看，卻發現這無非是確立社會等級製度的一種操作方案。以繁複冗雜的製度、標準來區分出人格的不平等，即貴賤尊卑。這種等級森嚴的社會製度，備受古知識分子推崇，稱之為秩序。也正是基於這種理念，才造就了帝國體製。
如此說來，回望文人們對《周禮》的津津樂道，就別有一種韻味了。不客氣地說，這實際上就是在為帝國體製歌功頌德、高唱讚歌。
這裏姑且不論帝國體製的優劣功過，也不討論這體製的合理與否，隻從它的核心理論——《周禮》的特點說起。一個本就是為了造就人與人之間“別”的政治理論，其根本目的就是強調並區分社會間人與人的差異，若要說把平等觀念強加於其中，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與其核心精神相抵觸。一部完整的政治理論中，不可能犯這樣自相矛盾的錯誤，所以說，刑罰不回避大夫，禮節不避諱平民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周禮》究竟為何人所著，在曆史上其實有若幹疑點，這裏不做釋疑，不做推敲，因為自有曆史學家研究。我們著力關注的點是，在《周禮》存在之前，《周禮》中所描述的區分社會階層的標誌，或者說是社會行為，是否在之前的曆史中出現過。《周禮》是否是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狀況而憑空問世的。
根據社會常識我們可知，一種社會行為的存在，一定有其必要的社會基礎，與其出現的時間、經濟環境、人文背景等有著密切的聯係。因為社會行為不是個體行為，它具備連續性和廣譜性，必然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也不可能偶然地出現。換句話說，《周禮》中所描述的“禮樂”行為，在《周禮》誕生之前，就應該有足夠具體的社會表現，而《周禮》的出現，則是將這些行為進行了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