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文中提過的“以法製國”換成通俗的說法是，用強行製定法律規則的辦法來控製國家機器，以此為自己服務。“依法治國”則不然，其強調的是法律的作用，側重於它的重要性和不可侵犯性，人在社會運轉過程中，隻是貫徹法律意誌的工具。這是兩者根本上的區別。
我們轉回頭看精心為統治者設計“以法製國”藍圖的商鞅，卻發現他在實際操作中並未秉承著法不阿貴的原則來處理問題。
《史記·商君列傳》中曾記載這樣一筆：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這段話的意思是：商君製定的新法在社會中施行了整一年，人民群眾對此極不滿意，頻頻上訪，成百上千的人到首都鹹陽控訴新法的不方便之處。漏屋偏逢連夜雨，正當社會上對新法抵觸意見大量彙總到一起的這個時候，太子卻觸犯了新法。衛鞅（也就是商鞅）說：“新法不能順利推行，是因為上層人觸犯它，不能以身作則。”這句話的潛台詞是，我要著手對違法者進行處理了。按道理說，違法的直接責任人是太子，本應該按新法中所製定的處罰條例來進行處理。然而商鞅卻放棄了懲罰太子，轉而將刑罰施加到了非直接責任人，也就是太子的兩位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的身上。先是割了公子虔的鼻子，之後又在公孫賈的臉上刺了字。
這樣做的理由很可笑，但又無從辯駁。因為太子是王儲，是國君的繼承人，是國家未來的核心領導者，所以不能受刑。而刑罰不用，又不能立威，於是就找了兩個替罪羊。
從這個故事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極權體製下，所謂的“法不阿貴”在麵對身份“貴不可言”的貴人時，是多麼的虛弱以至於不堪一擊。將此延伸開討論，會出現這樣兩個方向：其一是當執法者的權力是違法者給予的，那麼執法者根本對違法者無能為力，因為違法者可以在執法者裁定自己有罪前就將其權力剝奪；其二是當違法者擁有改變或廢除法律的權力時，法律也對其構不成約束。這就好比一個遊戲，規則的製定者又當裁判員，又當遊戲的參與者，他本身就是遊戲裏的漏洞，因為他一旦違背規則，就可以用改變遊戲規則的辦法來作弊。
帝國社會裏，法律的權力靠皇權賦予，這就是說，皇權的擁有者不受法律約束。而皇權是由若幹個利益集團支撐起來的，至於士大夫則是這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以法律為由將刑罰施加向某一個士大夫，等於向他所代言的利益集團宣告決裂，也就是在自掘墳墓。這是最不經濟的雙輸做法，任何理性的經濟人都不會做此選擇。因此對於皇權擁有者，也就是統治者來說，切實保護士大夫群體的利益，就是在保護自己的利益。維護好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維護自己權力的根本。
縱觀中華曆史，數千年來的社會群落形態多是以帝國形式存在，即便不是帝國形態，也都是類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是造成對社會精英集團給予特殊保護的根本原因。因此說，刑不上大夫是我國千年不變的基本國策。
因人論罪是無可辯駁的社會現實
當法律不能一視同仁，當權力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所謂的法律就成了法術。這奧秘一旦被看穿，法律也就無法作為統一約束社會行為的剛性準繩了。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想辦法違背法律而拒絕接受懲罰，從中尋找禁忌的快感，進而令這樣的行為成為一種特權，並以此為炫耀的資本。
法律的虛弱就在於此，隻要有一次被拒絕，那麼它的權威性就再也不會被承認了。這就好比一個女孩決定倚門賣笑，在有過一次交易以後，貞潔永不複存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