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對研究樣本的取舍都秉承著客觀、真實的原則。這也就是說，曆史中客觀存在的遺留物，會是我們探討中無可推卸的標誌物和佐證。
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前文在探討經濟話題時，從沒刻意地回避在曆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帝國製，相反倒是將其結合著經濟規律，一點點剝繭抽絲地分析、整理出來。原因在於，它是我們研究樣本裏不可或缺的成分，盡管它比起現代文明製度來，有諸多的欠缺和不足。一點不誇張地說，帝國製的曆史地位是無可替代的，因為它是人類文明的首次躍遷，使古社會群落進一步升級，從封建社會晉升到帝國社會——也就是更加遠離原始的奴隸社會。帝國社會的存在意義有很多，傳統的說法諸如“生產力進步”之類的，這裏就不談了。這裏隻談一個秩序問題。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定，帝國製給予了社會足夠的而且是更合理的製約，給予社會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環境，還給予了社會更為合理的經濟分配方式。這些將大大有利於人類的生存和文明的延續。
反過來說，若是沒有帝國製作為社會的框架和典範，那麼許多對人類社會發展起到重大意義的事物可能就不複存在了，典型的如一些自然科學技術，因為沒有合適的環境作為孕育它們的土壤。當然，帝國製的缺失，也會令一些人文科學技術喪失生存的空間。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帝國製的整個體係，就是一項重大的人文科學技術。
從批判的眼光看，帝國製的毛病多多，最為後世人詬病的當屬缺乏人道主義色彩和經濟上的分配不均。然而結合著客觀曆史現實的角度看，帝國製卻是當時曆史上的重大突破，起碼比起更近似於奴隸製的封建製來說，要更富有人道主義精神。
同一種事物，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這一情況明確地告訴我們，立場決定著視野。那麼選擇一個合適的立場，以公正、客觀的態度去看待秦漢四百多年的曆史是很有必要的。那麼縱觀這三個帝國從起始到消亡，我們是不是能從中找到些可以流傳下去的東西作為帝國的遺產？
技術，曆史前進的推進器
顯然，科學技術是帝國的重要遺產之一，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都可以等同視之，都可以稱得上是整個人類文明曆史中的豐碑。這兩類科學中的任何一者，隻要具備廣泛的社會實踐基礎，那麼在它從理論到應用的過程中，就會使社會的發展產生重大變化。
比如說，農業技術的變革，就為曆史的走向起到了難以替代的作用。鐵器與耕牛的廣泛使用，使得農業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從而可以讓單位麵積內的土地產出更多的糧食。這意味著額定的土地資源上，能養活更多的人口。
西漢是冶鐵技術普及的年代，鐵器文化因此而興起。正是那個時代，將鐵器的使用大麵積推廣並應用於農業，才使得當時的農業技術產生了跨時代的革命。因此，西漢時期的飽和人口數量要遠多於秦時期，而長期平均人口數量自然也是如此。
新農作物的發現以及開發，也要歸於農業技術的進步。因為有新開發價值的農作物通常都具備更高產值的能力。
東漢時期的飽和人口數量及長期平均人口數量，較西漢時期還要多。就前文的理論而言，這隻可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在農業技術上有了進一步提高。眾所周知，穀子的主要產出地為北方，而穀子是西漢時期主要的農作物，其產出的小米是當時社會的基礎糧食，因而西漢時期的主要人口聚集地都在北方。而看東漢時期的人口分布可知，高密度人口區開始從過去的北方轉移到南方。那麼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人到了南方該吃什麼。這是個極為現實的問題：南方的氣候不適合穀子的生長，所以南方的主要農作物不會是穀子。也就是說，南方的基礎糧食不會是穀物。結合著東漢時期南北方人口密度的變化，我們幾乎可以認定，找到當時南方的基礎糧食，也就找到了那個時代的基礎糧食。
那麼到底哪一種農作物成了那個時代的主流，到底又是哪一種糧食支撐起那個時代的社會命脈？一個聲音呼之欲出了：大米。因為再沒有什麼糧食比它更合適作為整個社會的基礎口糧了，既高產，又容易種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