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連年增長，這有悖於經濟波動的規律，這點無論是工業經濟還是農業經濟都逃脫不了。僅以農業經濟為例具體說明。農業是靠天吃飯，自然氣候對經濟發展影響重大。而氣候又是個無法人為掌控的東西，也就是說，任何人都不能保證氣候一直風調雨順，使經濟始終平穩發展。就曆史中記載的規律來看，平均每六年中至少都會有一次比較嚴重損害農業經濟的自然災害，平均每十二年中至少會有一次可以導致大規模饑荒的自然災害——這在漢篇中有所提及。所以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個高度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拐點。這個經濟拐點，必定會引發社會上的並發症。
西漢在度過第一個經濟快速發展期後，就經曆了赫赫有名的漢武帝執政時期。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幾乎人所共知，前麵在漢篇也做過細致的分析。而東漢的相似階段，應該定義在後和帝時代，也就是漢安帝在位的時期。因為漢和帝執政階段，社會的運轉一往如常的穩定，經濟發展仍舊處於上升階段，依據是人口繼續保持著正增長。
東漢在經曆了第一個經濟快速發展期後，社會形勢沒有像西漢那麼緊張，但是問題的棘手性卻一點也不容樂觀。具體原因在前文中已經提及，即頻繁的自然災害使得社會秩序一度紊亂。然而從人口數量並未大量減少來看，起碼東漢帝國政府的賑災是比較得力的。
賑災的有效性從側麵反映了一個問題，因此史評中所言當時的吏治極其腐敗，應是不實之言。對於缺乏監督的權力來說，對賑災資源上下其手是在所難免的。換句話說，隻要是帝國體製，那麼這種以公權力向公共利益伸手中飽私囊的現象就會屢禁而不絕。
行政機構膨脹與帝國瓦解
所謂腐敗，相當於公共權力在行使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無效的經濟損耗，是社會運轉的成本。原則上講，這種無效損耗越低越好，不過從務實的角度考慮，隻要不影響到社會正常運轉，這種無效損耗就可以接受。顯然，鄧綏執政前後的東漢帝國在行政中的無效損耗還沒有達到社會無力負擔的地步，否則在麵臨危機的當時就會直接引發帝國的政變或解體。之所以我們對當時政治有著無比腐敗的印象，往往是因為受史書中對那段曆史做評的影響。換句話說，人為的渲染及誇大事實，是誤導後世人認清一段曆史的常見障礙。
有一點問題我們應該認清，腐敗不是在公共權力行使過程中惟一的無效經濟損耗，它隻是眾多無效經濟損耗當中的一種，是整個社會運轉成本中的一個有機組成。將腐敗行為以純經濟觀點看，這是一種以通過成本更低的方式獲得經濟給養，是人性的選擇而不是道德的選擇。從理論上說，任何一種行政上的無效經濟損耗，隻要超過了社會自身的承受能力，都會誘發社會運轉的停擺危機。這些無效經濟損耗囊括但不僅限於行政中的奢侈浪費、行政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等。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些無效經濟損耗往往不是以個體形式單獨存在，而是呈複合形式存在。也就是說，行政機構出現這樣的問題不是偶然，而是客觀規律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多重因素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並且相互促進。
諸多的無效經濟損耗中，比腐敗更可怕的是行政機構臃腫，冗吏過多。此種情況，除去本身是一種巨大的無效經濟損耗外，另一個更可怕的因素是，它是其他一切無效經濟損耗高企的催化劑。腐敗的可怕僅在於其傳染性上，會使這種造成無效經濟損耗的行為形成社會風氣，類似於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在沒有足夠的，可能參與腐敗的人選做基數保證的前提下，腐敗的危害不值一提。當然，前文所做分析並非是為腐敗這種行為塗脂抹粉並進行美化，而是說明問題的層次。
簡單些說，即便是腐敗，也是人數越多所造成的後果越嚴重。一個人伸手，總不如一群人伸手索取那樣肆無忌憚。這就好比一隻白蟻和一群白蟻做比一樣，前者可以將大樹蛀一個洞，而後者則能把大樹徹底蛀空。於是我們得出結論：參與人數的眾多，會將負麵效應呈幾何級數無限放大。
帝國三大定律
漢篇中我曾分析過行政機構日漸臃腫的原因，這裏不重複分析。從曆史現象上看，東漢也沒能脫離行政機構無限擴張的魔咒。
這也可以佐證，鄧綏執政時期的東漢帝國，行政機構隻是處於日漸擴大的趨勢之中，但是沒有到登峰造極的階段，而政府的腐敗程度也沒有傳聞中的那麼誇張。由於帝國的經濟體龐大，曆經多年的經濟發展，有了充分的經濟儲備，所以在賑災過程中有足夠的經濟資源可供運作。盡管限於曆史條件，諸如受當時的物流水平或者其他因素所阻，導致個別地區賑災不夠及時，使得人吃人的慘狀出現，可是政府的全力賑災，並致力於穩定經濟秩序，還是使社會中的大部分人口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