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意義上，傳統中國是沒有個人身份的，因為，個人僅僅存在於家庭、世係或其他等級性社會關網絡的關係中，並且是為了它們才存在的。每一個個人，都生在祖蔭下、長在祖蔭下，終其一生都離不開祖蔭，這裏的“人”隻不過是祖蔭體係中的牽線木偶。這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要叛離的格局，所要衝決的“網羅”，其蘊涵的精神動機與娜拉的衝動具有相當的一致性，所以，“娜拉”成了“民國初年進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範”（袁振英，1918），也成了20世紀中國社會中“人”（個體）的精神覺醒和反叛的形象。不過，曆史的後果常常事與願違，的確，20世紀“大革命”的洪流曾將這個“網羅”席卷而去，但“個體”並未誕生，“解放”悖論性地被一種新形式的奴役替換了。
1949年之後，在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中，個人從“宗族性依附”的“宗族人”變成了“組織性依附”的“集體人”（黨和國家主導下的公社與單位），從過去的生長於“祖蔭之下”脫嵌而出，再嵌入到當時的生長於“紅旗之下”，即在社會經濟上依附於單位、在政治上依附於黨政管理、在人身上依附於黨員幹部，雷鋒是這種“集體人”的人格榜樣——革命機器上一個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當這一體係由於必然無力完成自身的再生產而難以為繼的時候，改革開放的邏輯便誕生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經濟的恢複與發展需要釋放活力、消耗自由。於是，首先從農村開始，鄉村家庭從公社中被釋放出來，90年代以來，城市家庭從單位中被釋放出來，個人又回到了家庭之中，因為沒有可替代的新的倫理選擇（比如以個人的自由意誌為出發點和歸宿的新的倫理構造），那麼，傳統的儒家倫理自然是“滿血複活”，唯一的差別可能就是，因為計劃生育傳統的大家族很難再有了。
曆史至此，嚴格意義上的“個體”仍然是沒有出現。但是，伴隨著經濟建設的“硬”提速、城市化進程的“大”躍進，必然會需要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充足的人力資源條件，於是，個人從鄉村湧向城市、從小城市湧向大城市的大門打開了，新一輪的“脫嵌”運動開始了，個人從“家族”湧進了“市場”。不同於曾經的個人從“家族”湧向“革命”，這是一種私人生活領域的個體化進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曆史性開端，曾經無處不在的集體安排不再發揮作用，至少不再發揮“決定性作用”。“市場”的核心邏輯是競爭，就像戰場一樣，這是一個勝敗的場域，而要想實現勝利，就必然需要真理與能力的出場，所以，“能力”有了用武之地，“關係”退居其次，不是說“關係”不再重要，而是說，至少在關乎一個組織之勝敗的崗位上，能力屬性一定是優先於關係屬性的。所以，在市場的競爭性格局中會出現這樣一個選拔人才的優先性序列：1.有能力+有關係；2.有能力+沒關係；3.有關係+沒能力；4.沒關係+沒能力。
當小城市還在沉睡之際，大城市正在被“市場”所改造。小城市那種熟人和親屬倫理關係所籠罩的地方性生活，盡管可以給予人安全感，但也帶給人壓抑與無聊，尤其是那種無處不在的攀比，簡直是一場漫長的“吃‘人’遊戲”，這種喪失了本真的念想與盼望的近乎“一潭死水”的生活、“一眼望穿”的人生，實在是了無生趣，時間像小彩旗的原地打轉兒那樣失去了意義，這也是大城市之所以對年輕一代深具誘惑的心理起點。大城市生活所蘊含的不確定性，首先意味的不是恐懼，而是迷人，其具備滿足人性中之“人類感”、之“向往自由”的潛能，可以承載欲望和夢想。於是，大城市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一個台風口的“成功世界”，乃至於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忽略它的“詛咒”：由於大城市是陌生人與工作網絡，也將人引入了一個喪失安全感之地，恐懼與冷漠因之而生，個人很有可能被大城市的“腫脹病”、蔓延的“畸形團塊”以及一種現代方式的工於算計所吞沒。
【異化與救贖：網絡社會的新可能】
市場中有“顏如玉”、有“黃金屋”，但市場是冷酷無情的，不可避免地生成一個競爭過程——既生產成功者，也生產失敗者，其優勝劣汰的法則被量化為一種叫績效主義的東西，對的，就是索尼前常務董事天外伺郎寫的《績效主義毀了索尼》（2007）意義上的“績效主義”。在一場又一場的績效主義賽跑中，“人”被置換成了一係列的量化指標，激勵的結果往往不是卓越，而是平庸——或者說，其激勵的往往隻是考核體係窠臼之中的“卓越”，而這隻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的平庸而已，真正的卓越幾乎從來都是一種例外狀況（即便是喬布斯，在美國也是一個“例外”）。失敗的注定是大多數，獨自上場，獨自麵對，獨自哭泣，跌倒了再爬起來，打掉牙和血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