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進大城市後會怎樣
韓十洲
每逢春節人口的往返流動，“大城市與小城市”再次成為流行話題。這次議論的基本調性是把小城市“拉黑”、給大城市“點讚”，正如這次是“逃回北上廣”上了頭條。當然，大城市很“精彩”，但也很無奈，不然就不會有“逃離北上廣”。那麼，“逃離”與“逃回”之間，到底在訴說什麼？大城市與小城市，難道真的不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係嗎？
此刻，年已去，十五也過，但我相信，這個問題仍在縈繞人心。作為一個同樣是從小地方來到大城市的“異鄉人”，我也有一些個人的感懷與思索：我想到了芒福德，想到了人類學，想到了“娜拉”的命運，也想到了20世紀80年代之初的大討論——為什麼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當在說“大城市”時，我們究竟在說什麼？】
在諸多討論中，最醒目的一句話是“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關係”。這的確是道出了部分真相，但我認為並未探底。我們還需順藤摸瓜，找到更為深切的理由，並延伸到更為廣闊的層次和維度，進而或可返回來救贖如此不堪的現實。
劉易斯·芒福德認為，城市的功能是“流播文化和教育人”。在《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中，芒福德指出，大城市巨大和擁擠，但正是如此多的活動的中心使“各國和各族人民，第一次集合到一個合作和相互影響的共同領域中來。亨利·詹姆斯說的關於倫敦的情況也同樣適用於與倫敦相匹配的其他大城市：那‘是人類生活最大的集中，是世界的最完全的縮影。這裏比任何別的地方更能代表和體現人類。’”
我非常認同芒福德如此深邃的描述，並不僅僅是由於他是城市文化研究的世界權威，而是因為他的話語深深地打動了我。一般來說，小城市（或小地方）的年輕人都對“外麵的世界”有一種本能的渴望，正如人皆有之的那顆“環遊世界之心”，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人類感和對自由的向往，想要認知世界，結緣友愛，這也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形象的深刻隱喻。
無疑，正如芒福德所說，大城市是一個實現這般夢想的好地方，城市是文明的聚彙，承載著文明的變遷，激發著文明的盼望。不過，中國的城市卻與此相去甚遠。我們知道，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城市化進程，是一種狂飆突進地切斷與曆史、與文明的有機聯係的暴發戶進路，是一場唯GDP是舉的物質主義競賽。在“全國一盤棋”、政令一統的行政意誌主導下，中國的城市化基本上隻是停留在土木工程而不是人心工程的意義上，隻是停留在經濟機器而不是文化配置的意義上，城市的樣貌千篇一律，人心的格調浮躁粗鄙。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中國的城市開始時髦起了“XX精神”之類的新一輪“假大空”，形象工程和豪言壯語撐不起一座真正的城市，不可能讓一個城市變得“有文化”，不管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
如果在這個意義上來衡量，中國的“大城市”和“小城市”到底在爭什麼呢？芒福德說：“城市乃是人類之愛的一個器官，因而最優化的城市經濟模式應是關懷人、陶冶人。”如果說“人的城市化”是其初級階段，那麼，“城市的人化”則是其有待達到的高級階段。那麼，我們要爭的問題實在不應該是在“小城市與大城市之間”，而應該是在“城市與人之間”，也就是說，我們究竟是利用城市發展所蘊含的可能性來培育自身極其豐富的人性，還是俯首聽命於物質主義席卷一切的力量而在其支配下淪落到喪失人性的地步？那麼，在這個維度上，我們會看到，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需要的不是對立仇恨，而是“升維降噪”，進而能對中國城市化進程進行整體的反思，或者有可能的是倡導一種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的基於文化資源重建的調整、傳遞、協作與共生格局。
【“人”的命運：從“脫嵌”到“卷入”】
“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關係”，這句話的確也是在體現“人與城市”的維度。但要準確地理解其內涵，離不開“曆史的視野”，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在五四以來中國社會個體化的框架中來解讀，否則可能還是“不明覺厲”。
眾所周知，當今的小城市（或者小地方）是熟人社會與親屬網絡，仍然被傳統的儒家-血緣倫理關係和價值觀所籠罩——盡管其一度被20世紀的革命浪潮所中斷，但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已經滿血複活了。六十多年前，許烺光（1948）提出中國的文化人格受五種核心要素影響而成：家庭生活以及父子關係為主軸；兩性之間的緊張關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將兒童作為成人培養的育兒方式；以及父母的絕對權威和權力。這至今仍是海內外普遍接受的看法，即中國傳統文化將家族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個人從屬於家族或者說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