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果說這隻是“市場”的普遍性，那我們還不能忽略其降落中國後的“特殊性”或者說“特色性”。眾所周知，當下中國還處於一個如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市場狀態，由於資本與權力的深度媾和，政治和法律法規在某種程度上不是在促進公平與正義，而是成了經濟剝奪與剩餘價值榨取的幫凶，比如房地產的政治性運作（如小產權房、個人集資建房被禁止等）、勞動報酬占比持續走低（個人由於無法合法地進行足夠的橫向社會聯係而缺乏與垂直的政府和企業組織對等談判的能力），等等，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結構中的“組織”施加於個人的剝奪和異化。
所以，大城市對個人而言，究竟會成為“自由之邦”，還是“奴役之地”，殊為難料，而且，後者的概率要遠遠大於前者。正如20世紀初，魯迅所準確預知的“娜拉”出走後的命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麵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可是，當下更為悲摧的局麵是，故鄉已經回不去了，就如戰場上的士兵，既然做逃兵是死路一條，那就“向前衝”吧，唯有“向前衝”才有活下去的可能性。是的，大城市在大多時候、大多情況下樂於示人的隻是看上去很美的虛幻的解放的可能性，不過，這就夠了，人類會為了這種“可能性”而前仆後繼的。
一邊是特色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一邊是傳統支持關係的日益減少，一邊是直破雲霄的“高房價”（絕對與相對雙高），一邊是低到泥土裏的“低工資”（絕對與相對雙低），一邊是對自由與本真生活的幻想，一邊是“裝逼”與“犯賤”進行時……“壓力山大”“累覺不愛”“人艱不拆”“體虧屁思”“社病我藥”“溝命海心”，等等，這些傳神的網絡詞彙無不在生動地說明：這一代從小城市到大城市的年輕人注定是“三明治的一代”，注定要在此間冷暖自知地往返、徘徊、跌宕、糾結，甚或扭曲，既是大城市的“新移民”，又是“無根的非市民”，如無錨的航船，飄飄蕩蕩靠不了岸，也可能會走錯方向，走到頭也不會有新的生活。
同時，由於健全的關於“生命”的意義、關於“個體”的意識、關於“自我”的知識之曆史-文化性的匱乏，如今在中國大城市中浸淫的年輕人，在種種壓力的夾逼糾纏之中不可能不失衡，少有幸免者，乃至於他們常常隻是單向度地表現為“欲望的自我”“物質的自我”（請不要抬扛，這是從統計意義而言的）——性、情感與消費主義是這個時代最有意思的戲劇，而尚有待於進化到的是“意義的自我”“精神的自我”，這恐怕就是即將到來或者說已經開始的新的時代主題。
盡管中國的城市化不得不從“土木工程”進入“人心工程”的曆史時刻，但如果沒有互聯網，我會認為，這是一個絕望的曆程，一個不可能有生機的未來。但碰巧的是，中國社會與城市化進程適逢互聯網的大發展，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不同於過去的以革命衝決“網羅”，互聯網的特點是以技術衝決“網羅”，其勢必在根本上重新構造人類社會橫向的與縱向的聯係，也即是在改造傳統的權力方式並孕育新的生活方式，“個人”在其中可以不再孤立無援、可以不再任由宰割。所以，我才敢相信，互聯網將會重新締造中國的城市生活，尤其是會構築當下中國個體化進程中急需的新型的橫向社群網絡，一切改變與救贖的可能性都孕育於“社會的力量”之中，當然，這是一個兩可的博弈過程，所以，同時還需要我們敏感的道德自覺與持續不輟的艱卓努力。那麼，與其進行無謂的“大城市與小城市”之爭，不如團結起來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改變吧——從思想、語言到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