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呂已至戰國之末，始倡本農末工商之說，然尚未能披靡一世；（韓子謂今之學者為言，不知務本作而好末事，是其證。）其披靡一世，在西漢初年。西漢初年，此說之披靡一世，約分兩期，而原因亦遂不一。自高祖以至文景，承戰國楚漢久戰之後，農民流亡，商賈過盛，故上自君相，下至撰言立論之士，舉謀所以提倡農業，壓抑商賈。《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複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文帝紀》：“二年、上曰：‘農、天下之本。’”“十三年、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漢書·食貨誌》上：“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晁錯複說上曰：‘……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並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統觀諸書所言，知漢初高惠文景之世，所以朝野上下，異口同聲，以倡農壓抑商賈者，以久戰之餘，民棄本趨末，商賈兼並農人，而社會國家已呈不安之象也。
至武帝好大喜功，四出征討，財匱不足，用桑弘羊孔僅之徒，興鹽鐵平準之策，與民爭利，朝廷之上，惡商賈累貨積財，不佐國家之急；文學之士，卑縣官以天下貿易，騷擾民間，於是殊塗同歸，皆為抑卑商賈之論。《平準書》言武帝之時：“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並兼之徒。”又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又曰：“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此朝廷之上，所以壓抑商賈之故壓抑商賈之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