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農末商學說
吾國雖自古號稱以農業立國，而於工商則三代未嚐卑棄。抑棄工商，提倡耕農，蓋在荀卿之時。製為本農末工商之口號，則當在戰國之末，而盛行於西漢之初。戰國之末，最斥綦組刻畫末技遊食之民，偏於工；西漢之初，最斥富商大賈，則漸偏於商矣。（此比較輕重言，非謂戰國之末不非商，漢初不非工也。）
《虞書》曰：“懋遷有無化居。”《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比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史記·貨殖列傳》引）由此知唐虞以至三代，無抑商之事。
至春秋，衛文中興，史記其政曰：“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左傳》閔二年）晉文修霸，始入國而“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性讀為生）且使“工商食官”以倡之。（《晉語》四）周內史過之言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國語·周語》上）隨會之論楚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左傳》宣十二年）則春秋時對於工商亦甚重視。《論語》載子貢貨殖，孔子責以“賜不受命”。但孔子之意，不在排抵商業，而在提倡道術，惡其不專力道術而貨殖分勤也。故樊遲請學稼，孔子亦斥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不能謂其棄農也。
戰國中世以前，孟子言王政，亦曰：“商旅皆欲出於王之塗”，無賤商之論。不惟孟子，《墨子》《國策》，舉無賤商之論也。《莊子·德充符》曰：“不貨，惡用商？”言不用貨物，何須通商？非以商業為賤也。惟商鞅相秦孝公，僻在西陲，首為富國強兵之策，重農戰，抑商賈。但《史記·商君列傳》言：“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作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其政則確為商君之政，“本”“末”二字則史公追敘之言，非商鞅已謂農為本，謂商為末也。史公所引古書，多易以今字，此篇即為引《秦記》，或其他記載商鞅行政之文，曰本曰末，亦當為史公所改。《貨殖列傳》引計然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計然之時，絕無卑商之說，當然不能名商曰末，“病末”之末，為史公以今文改易無疑。以彼例此，《商君傳》“本”“末”二字，亦應出之史公也。
至荀子始曰：“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又曰：“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眾則國貧。”（並《富國篇》）又曰：“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奸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君道篇》）則有重農抑工商之說矣。蓋此與社會狀況，國家政策，有密切之關係。戰國自中世以下，侯國並峙，戰禍相尋，殺人盈城，死人盈野，因之社會秩序，極感不安。農之為業，利於平定，不利於變亂，因之農失作業，而衣食乏絕。商之為事，則社會愈有變動，愈可居奇操縱，以得厚利。此戰國中世以下，重農抑工商之源於社會狀況者也。戰國久戰之後，各國有人寡之患，爭思所以徠民。農有地著，安土重遷；商恃行賈，遷徙靡定。此戰國中世以下，重農抑工商之源於國家政策者也。但荀子雖有重農抑商之趨勢，尚無本農末商之口號。《君道篇》曰：“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天論篇》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成相篇》曰：“務本節用財無極。”《君道》《成相》之言，楊倞無注。《天論篇》楊倞注曰：“本謂農桑。”按《說文·部》：“，木下曰本，從木從。，木上曰末，從木從。”此其本義也。引申之，凡事理之初源皆曰本，其究竟皆曰末；而凡標榜之則尊之為本，抑製之則斥之為末；隨人而異，因用為殊，亦綦繁矣。《論語》：“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禮記·大學》則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即以荀子之言，所指亦不可以一端概也。《臣道篇》曰：“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議兵篇》則曰：“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此明有所指而絕不同者也。至未明所指者，《議兵篇》曰：“今汝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哀公篇》曰：“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若此者甚多。《君道》《天論》《成相》所謂本末，未明所指，確定為何，極為困難。楊氏言：“本謂農桑”，以後世之說，強加附會，非篤論也。《天論篇》以“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與“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則天不能禍”並舉。且從反麵為言曰：“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曰“養備”，曰“修道”，曰“節用”，曰“動時”，曰“不二”，皆就全體泛論，非專指一事。則所謂“本”，不容獨指一實物之農桑，而必為指一切富厚之本源。《成相篇》：“務本節用財無極”之上，有“臣下賤，莫遊食”二句，則“本”字指守職而不遊食。《君道篇》：“務本禁末”，難定所指，然亦無法謂其確指農商也。
下逮韓非著書，始有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之明簡口號。《詭使篇》曰：“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五蠧篇》曰：“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王先慎《集解》：“《拾補》趨作外。盧文弨雲：‘趨舊作人改。’先慎按，張榜本作減，較舊義為近。”）所以謂工商遊食之民為末者，冀“名卑以寡”也；則所以謂耕農為本者，冀“名尊以多”也。自韓非始講明本農末工商之作用，則前者之無此說明矣。《八說篇》曰：“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韓非既明謂耕農為本務，綦組錦繡刻畫商工遊食之民為末作，則此所謂“本作”，必指耕農，“末事”必指工商。而曰：“今之學者之言也，不知務本作而好末事。”則直至韓非之時，尚有著論以提倡工商者；而重農抑工商之說，不甚熾也。至《呂氏春秋·孝行覽》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人疑為本之殘文）。……務本莫貴於孝。”謂：“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本也”，足證於時已有以“耕耘種植”為本者，而此所謂本，則不指此也。然呂氏又有《上農》之篇，專論重農抑末之理。其言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誌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誌，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後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後稷無書，蓋後世為耕農之說者所依托也。）其言本末，似指農與工商，而戰國末所以重農抑工商者，亦可以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