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多次走過這條航線，往來於上海與日本，但沒有哪一次的旅程像這次的航行那樣讓郭沫若感到忐忑不安。上海灘上的高樓大廈漸行漸遠，慢慢地，地平線也從視野中消逝了，眼前是浩瀚無際的東海，郭沫若卻分明有種當年在巫峽裏行船的感覺：今日不知明日的著落，前刻不知後刻的行藏，人仿佛囚在了群峭環繞的峽中。
一個政治流亡者，還拖家帶口，下一步應該如何走，郭沫若心裏一點底都沒有，甚至連到日本後把家安置在哪裏，也毫無頭緒。
在神戶下船與安娜和孩子會合後，郭沫若決定一家人乘火車前往東京。“大隱隱於市”，他確信這一點。
讓郭沫若沒想到的是，接下去的事情竟然十分順利。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他攜家人很快在江戶川畔緊靠東京的市川市安頓下來。當然，那將是要在當地警方監視下的居留。
一個多月後，郭沫若為自己的流亡生活確定了一個新的目標：在書齋裏潛心做學問。
他用六個銅板在東京的書店街買到一本日本版《易經》，還是明治時代水戶藩的藩學讀本，從《易經》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
當時，中國學術思想界正在進行一場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辯論，郭沫若雄心勃勃地準備運用唯物主義史觀和辯證法來研究中國古代曆史，以為中國社會未來的走向，提供一個科學的解釋。
兩年後，郭沫若的曆史學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他開創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之先河。
又一年後，郭沫若的第一部古文字研究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問世。他在甲骨之學尚處於草創階段之時，為甲骨文研究開拓了一片新天地。
此後，郭沫若每年都有一兩部學術著述問世。在流亡日本的近十年間，他一共撰寫編纂了15部學術著作，成為在學術界很有影響的曆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這無疑是郭沫若人生行旅的又一次輝煌。
郭沫若沒有想到，原本隻是為暫避國民黨當局通緝的流亡之舉竟然持續了近十年。十年去國離鄉寄人籬下的生活，其中的酸甜苦澀，難以為外人道。他曾寫過一篇題為《我是中國人》的文章，記述其間的遭際，其內心的激憤之情，從篇題上即不難體味到。然而，十年困厄的磨礪，卻又熔鑄成一個學者的睿智與從容不迫。
算上留學時期在日本的十年經曆，郭沫若的日本行旅延續了他從弱冠之際到不惑之年幾乎所有的歲月。他已經不再年輕，但或許是命中注定，這段糾纏著個人與民族之間愛恨情愁的人生旅程，還將延續下去。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的槍炮聲，再一次改變了郭沫若的人生。結束流亡生涯，毀家紓難，他義無反顧地投身於民族解放戰爭的滾滾洪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