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一人專製的體製內，如果君主本身性格有著致命弱點，再用這些可怕的性格去勵精圖治，也許後果不是中興，而是亡國——崇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那麼，攻破了北京城的李自成又如何呢？
李自成敗在清兵和吳三桂的聯手之下，然而，從軍事力量對比上看，他絕對占上風。從人數上看，多爾袞和吳三桂的聯軍隻有十二三萬人，而李自成號稱百萬大軍，實際作戰人員也有六十餘萬人，足足是敵軍的五至六倍。從作戰技能和武器裝備、物資等方麵看，雙方都是身經百戰，而李自成的火器營和騎兵更是天下聞名，再加上橫掃半個中國的“打土豪”，其積累的物資不是偏居東北的滿洲人可比，吳三桂就更不用說了。
無論怎麼看，李自成軍都沒有理由失敗。可是，李自成走進紫禁城，便飄飄然，覺得自己不再是當年受苦的窮漢，而是真命天子了。這樣一來，多年征戰積累下來的疲憊全部釋放，加上眾人的吹捧，他已經無心再戰。當他在山海關麵對吳三桂時，一點兒警覺都沒有，所以多爾袞的鐵騎突然出現，他和他的部屬才會大吃一驚。
李自成和他的部下覺得天下已經是自己的，精神鬆懈、驕傲自滿，結果就在山海關大敗。這場敗仗，其實並沒有讓他的力量徹底失敗，但從思想上來說，潰敗之後，農民軍上上下下全都覺得大難臨頭。因為曾經身經百戰、曆經無數勝敗的他們亂了陣腳，一場戰役的失敗讓他們害怕將要失去已獲得的一切。
李自成和將領們在慌亂之中做了逃兵。逃到哪裏？北京？還沒有坐穩江山，而且敵人就在山海關，北京守不住。那麼回西安？那些將士剛剛享福沒幾天，怎麼可能回到自然條件和財富都不如北京的西安呢？所以，他們抱著僥幸心理，沒有目標地進行流亡，最終落得個土崩瓦解的局麵。
或許可以這樣說：李自成軍的失敗，正是奴性思維造成的。
不要以為下跪磕頭的才是奴才，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認為：無論是想偏安一方而把大好河山拱手相讓的，還是為保自身而放棄抵抗的，還是想直接投降的，全都是滿腦子的奴才思想。如果沒有前麵的精神鬆懈，沒有戰敗後的得過且過，而是重整旗鼓，立定主意要拿天下，以十萬重兵鎮守京畿，以三十萬軍隊抗拒來犯之敵，消滅吳三桂並將滿洲人打得元氣大傷且趕出關內並非難事。
可是，奴性思維一直是明末農民起義軍的致命傷。李自成和他的部下們是由於無法保障基本的生存才揭竿而起，曆經幾起幾落，終於打出一個小天下。但當初最先起義的近二十路農民軍，除了李自成與張獻忠外已先後煙消雲散，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接受了“招安”，投靠了明統治者。那些領頭人物打了一陣子後，發現自己手頭有錢了，手頭有兵了，也不怕地方上的小官小將了，幹脆投降崇禎皇帝得了，皇上還能賞個官做呢。
多爾袞與吳三桂：形勢壓倒一切
一般來說，叛徒都是被人們恥笑的，但是叛徒之中，有一種情節最為嚴重，那就是“漢奸”。漢奸不但是叛徒，而且還是背叛自己的國家、民族，向敵人屈服的叛徒。中國古代對血緣、種族十分看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句話誕生之後，但凡是民族之間發生了爭端，這種論調就會一次一次被提起。
吳三桂就是被按照這種論調定罪的一個。“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這句詩幾乎已經成了後代對吳三桂的蓋棺之論。吳三桂之所以會有如此猥瑣不堪的形象，全因為他在明朝已經滅亡的時候，放棄了對清軍的抵抗並投靠清代統治者這一“劣跡”。
吳三桂祖籍江蘇高郵，因其父吳襄在遼東任職而移居遼東。吳三桂出身於武舉，此後就隨著遼東軍隊四處征戰，勇猛過人，人稱“小吳總兵”。有一次他以寡敵眾，為了救出被清軍圍困的父親，直接與皇太極交戰，突圍而出，讓皇太極十分欣賞，甚至說出“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的話來。
吳三桂在遼東立下了赫赫戰功，與清軍長期對峙交鋒，最後成為明王朝牽製清軍的最後一張王牌。可就是這張王牌，親自把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迎接進了山海關，從此把關內的萬裏江山送到了清朝統治者手上。
作為一個曾經驍勇善戰的將領，一個與清軍鬥爭周旋最為堅定的戰士，吳三桂偏偏最後做了“漢奸”，這是什麼原因？僅僅因為陳圓圓這個女子是不可能的，那隻不過是文人們對他變節的嘲諷和挖苦而已。文人們隻沉醉在諷刺“漢奸”的暫時快樂中，但他們卻無法說明為什麼英雄會蛻變成“漢奸”，而且他們也無法說明，吳三桂做“漢奸”對明清曆史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1644年，清軍入關，從此正式宣告了一個新王朝的誕生。而清軍入關，又與明朝的滅亡、李自成農民軍的失敗和清王朝的勝利這三個重大事件直接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