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嚴重的是袁崇煥曾與後金統治者議和。這可能是權宜之計，但崇禎對此十分反感，因此袁崇煥對崇禎也有些隱瞞。皇太極帶兵攻到北京城外之時，袁崇煥議和之事也被曝光張揚，此為禍根四。
但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皇太極設下的圈套。皇太極先是繞過袁崇煥的防衛線，直逼北京城，然後引來袁崇煥，在北京城外和自己作戰。
皇太極突破的那個關口，不在袁崇煥的職守之內，不過京都百姓和官員不懂這些，認為敵人大兵壓境，當然是袁崇煥疏於防守，於是怨聲載道。這是禍根五。
以上的幾點原因，如果遇到一位理性的君主，根本不會將袁崇煥定罪，但狹隘的崇禎痛恨袁崇煥未能兌現“五年平遼”的承諾，對清軍直逼北京之事更是十分惱怒。皇太極對明朝君臣的矛盾、崇禎皇帝的個性十分清楚，便施展反間計，激怒了本來就十分神經質的崇禎，將袁崇煥送上了刑場。
把袁崇煥除掉之後，皇太極就再也沒有什麼顧慮，可以隨時隨地調兵遣將騷擾明朝防線、掠奪明朝資源、增強自身實力了。
皇太極能夠認識到如何除掉袁崇煥，而袁崇煥卻隻把精力放在軍事對壘上，沒有想過如何通過其他方式除掉皇太極。試想，如果明朝能夠委托袁崇煥與蒙古可汗談判，同時說服那些在皇太極當政之後失勢的大貝勒，也許情況會完全不同。
實際上，皇太極和袁崇煥都存在內部的危機，不同的是，皇太極抓住了機會，袁崇煥則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隻是停留在軍事攻防上。所以，多謀善斷的皇太極，最終戰勝了用兵如神的袁崇煥。
性格與命運：崇禎與李自成
崇禎是明朝的亡國之君，但是曆史上對他的評價並不壞。很多人認為，他很有才幹，隻不過國家已經腐朽得不可收拾，官員們也無心報國，他獨力支撐，無力回天。就連李自成都在討伐明王朝的檄文中說“君非甚暗”。但是，明朝就在他手中亡國，他自己也落得一個在景山上吊的下場。
崇禎在位期間的確是廢寢忘食、兢兢業業，他本身的素質也不差，但他的勤勉和執著換來的不是王朝的中興，反而是王朝的覆亡。以崇禎的人生悲劇而言，這人生悲劇來源於他的性格悲劇。
崇禎名朱由檢，生於1610年正月，係太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之子。當時太子地位並不穩定，因而他的童年也充滿灰暗。他的父親後來雖然登基，但卻因縱欲過度驟然暴斃，明末的宮廷三大案，他也基本都耳聞目睹。
這種政治陰謀的刺激，造就了他的偏激性格：一方麵，他嚴急而刻薄，既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為是；另一方麵，他敏感、多疑，極度自尊，一意孤行。
崇禎生性吝嗇，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
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更是有害無益。
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之後，從西安出發，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相繼攻陷平陽和太原，北京城已朝不保夕。無計可施的崇禎召見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調吳三桂緊急入衛北京。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提出，如果讓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一百萬兩銀子的軍需。這個數目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裏，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為此，崇禎放棄了這一計劃，然後坐困城中。
此時的大明王朝，國庫裏的存儲僅有四十萬兩白銀。與此相對照的是，崇禎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
大臣們反複上疏，懇請崇禎拿出他個人的“內帑”（皇帝的私人財富，相當於皇家“小金庫”。）以充軍餉。崇禎卻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從他的宮內搜出的白銀卻多達三千七百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其中。
為了節省一百萬而丟掉了三千七百萬，乃至整個無法估價的江山，這本是一筆再簡單不過的賬，這種保護芝麻丟掉西瓜的行為，崇禎不知做過多少次。他即位之初，為了節省開支，大幅度地裁撤驛站，因為他認為驛站的存在使來往官員揩了國家的油，還得養大量的驛卒。結果是導致大批失業驛卒加入農民起義的行列，這些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30萬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皇宮一個月的支出。
其實，崇禎的“節儉”不僅表現在這些方麵，還在他與大臣的關係中有所表現。明朝官員薪水十分低，在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貪汙受賄，很難生存下去，畢竟像海瑞那樣寧可餓肚子也要清廉的官員少之又少。崇禎除了是個節儉主義者外，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要求所有官員不但要節儉，而且要廉潔。崇禎企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屢屢宣講“文官不愛錢”的古訓，結果不但沒有造成清廉的風氣，反而讓大臣們與他離心離德。
當崇禎道德濟世的理念無法實施，而內憂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時，他認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因此刻薄地對待臣子，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共計有輔臣一人，尚書四人，總督、督師七人，巡撫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