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確定性的規則，就是要由反映供求的價格機製來指導資源配置，使之成為全部資源配置的基礎。價格是靈活變化的，但靠價格機製發出信號引導生產則是非常確定的。這是因為，無論2009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會減緩到什麼地步，中國已經是一個大經濟，再也不像一個封閉的村莊經濟，可以按照自家或鄰居的需要直接指揮生產。作為一個開放的大經濟，唯有抽象的、變動的相對價格才能準確而靈敏地顯示社會的真正需要。政府不應任意對價格的變化進行行政幹預和管製，因為那將阻礙供求信息的傳遞，妨礙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三個就是貨幣的穩定。這場全球性的金融災難，講到底是貨幣問題，就是政府控製的法定貨幣的發行，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的需要。在某些短期壓力下，首先是美元的增發和超發太多，並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和主要結算貨幣影響了全球經濟。中國作為一個後起的發展中大國，究竟怎麼處理好自己的貨幣，怎麼讓人民幣擁有製度上的穩定性和規則上的可靠性，杜絕在任何短期壓力下依賴超發貨幣“振興經濟”，還是一個有待探索的難題。不過這次因為貨幣超發帶來的資產價格從飛漲到飛跌，從通脹到通縮，應該讓產業界和企業認清，貨幣規則的不確定一定帶來信息的嚴重誤導，最終帶來“措手不及的打擊”。中國要爭取未來的健康的增長，就要努力使確定性的貨幣規則高於傾向於相機調控的權威。
再一點就是稅收。任何經濟增長不可能沒有強大的國家保駕護航，而強大的國家就要靠有效的稅收來維持。但是，稅收具有合法強製性，容易被利用過度，從而適得其反。作為一個轉型經濟，從農業經濟轉向工商業，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確實要發生稅種和稅製方麵的巨大變革。但是，作為合法強製性的稅收體製，本身又要具備程序合法的嚴肅性，不能成為一個過於靈活的調控開關，想撥一下就撥一下，增加各方麵對未來的人為的不確定性。稅製改革還是要堅持簡化稅種、降低稅率、普遍征收的基本原則。離開一個確定的稅收環境，企業和企業家對付市場不確定的搏鬥意願就會下降，那不但是企業的損失，也是整個社會包括政府的損失。
考慮到稅製變革與穩定之間的矛盾，有一點可能很重要，就是要把總的稅負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在《憲法》層麵確定下來。現在的經濟困難，很大程度是國民收入的大分配出了問題，就是居民家庭占有的比重偏低，政府的比重偏高。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啟動消費或拉動內需，就不容易辦到。因此，要考慮一個稅收總量的穩定比例，加了這個稅，就要相應地減少其他的稅。中國要在未來成為偉大的國家，一定要在這件事情上達成政府、企業、居民之間最基本的一個共識，有一套製度限製，不要讓合法強製性的稅收變成一個過頭使用的權力，導致投資、創業、生產的意願下降。
最後，所有影響市場行為的法律，要有很高的穩定性、可靠性、透明性和變更程序的權威性。這是轉型當中不斷會遇到挑戰的問題，即法律的穩定性、權威性和轉型經濟難以避免的變通性之間的矛盾，究竟怎樣處理為好？我想根據這些年的經驗教訓，包括新勞動合同法頒布以後遇到的問題，要考慮一條很肯定的意見，就是凡是沒有很大把握的法律，或者隻經受了經濟高峰的檢驗卻沒有經受經濟低穀考驗的法規，一定先在地方和局部進行試驗，然後才可成為全國性的正式法律。貿然立一個法，經不起經濟低迷的考驗，受損害的就不但是產業和市場，而且連帶國家法律的權威。
總起來說，基本規則的確定，有助於動員人們振奮企業家精神去應對結果的高度不確定。中國的老話說，“以不變應萬變”。這是了不起的傳統智慧。今天要強調的是，以不變的規則應對萬變的結果。
最後，我想講“不確定性”其實是中性的。它不一定意味著災難。不確定性也可能是未曾預料到的、非常好的結果。今天的中國再困難，與1978年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要是還站在1978年，我相信我們沒有人可以從那個時候的過去，推斷出未來中國30年，也就是2008年中國的經濟圖景。從這點看，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在當時來說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這是意想不到的機會、意想不到的發展、意想不到的財富。所以，如果我們在法治社會與市場經濟的基本製度方麵，經過改革奠定一個紮實的基礎，那麼未來的中國不但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應對那些災難性的不確定性，而且也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承接機會、承接運氣、承接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