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歲末，通貨膨脹有如出籠猛虎，令人望而生畏。中國連續兩年的天量信貸，美國再次啟動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內外交織，置中國經濟於極高風險之中，既令資產價格快速飆升，也使普通物價節節攀高。麵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通脹不起，寬鬆不止”的勢頭，中國如何應對由此催生的通貨膨脹？美元貶值趨勢難改，人民幣還要盯住美元嗎？中國經濟還要承擔盯住美元的巨額成本和風險嗎？
被動超發貨幣是通脹之源
財新：中國2010年出現的通貨膨脹，超出了大多數人年初的預計，你對此形勢以及目前的政府對策如何評價？
周其仁：理論上可以說，“通貨膨脹總是一種貨幣現象”。通脹必定與貨幣超發有關，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過度發放的貨幣現在已經顯示出很大的副作用。但等大家對這都形成統一認識並不易，所以處理通脹問題往往顯得滯後。
同時還應該看到，通脹又不隻是一種貨幣現象，如果增加商品或廣義的資源的入市，增加貨幣需求，則價格總水平當可回落或平緩。增加商品或資源供應，也有很多選擇，比如當下中國，增加供不應求的服務，例如醫療、教育等等。此外，擴大進口也可以緩和國內通脹。
目前政府已經采取較多方麵的措施，包括價格管製，希望穩定總體價格水平。不過，我早就提出，如果政府壓價把供給也壓製住了，則是愚蠢之舉。
財新：對於通脹的源頭，你比較擔憂央行的“第二貨幣動脈”，即為了守住彙率目標，不斷用基礎貨幣大量購彙，而加息對此的作用和空間都有限，因此不能調節其間的貨幣運動。怎麼辦？
周其仁：加息就像是給貨幣老虎多喂塊肉，當然有助於暫時把它穩在籠子裏。可是，“老虎”也因此變得體形更大，胃口也更好了。所以問題尚未根治。
消除負利率還不等於消除通脹的壓力。道理很簡單，即使利率在物價指數之上，物價總水平也可以升到不被接受的高水平。高利率有助於抑製高通脹預期可能轉為惡性通脹的概率，但並沒有根除通脹壓力。
加息也是“加價”。物價總水平過高的根源是貨幣總供給過大，非到源頭下功夫無法根除。僅僅調控金融機構與其客戶的關係還不夠，正本清源，還要調節金融機構與央行的關係，特別是根除當下央行在開放條件下被動超發貨幣的機製。
財新：被動超發貨幣是中國經濟通脹之源，這個應該怎麼理解？
周其仁：人民幣盯住美元，導致中國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動”超發貨幣的製度漏洞後，又麵臨“被動”超發人民幣的新挑戰。
1997~2005年間，人民幣兌美元彙率為8.27元，意味著每增加1美元國家外彙儲備，央行就要增加動用8.27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向商業銀行購彙，這8.27元“高能貨幣”轉入銀行係統，再乘上4~5倍的貨幣周轉速度，可放給市場的流動性總額就是40元人民幣上下。
這就是說，人民幣彙率的形成機製，在事實上已經成為貨幣當局被動發行人民幣的機製。人民幣幣值穩定屢出情況、宏觀調控壓力不斷，皆因此而起。
財新：中國央行超發貨幣較大程度上是被動的。但以往發行速度也不低，然而人們卻並沒有體會到明顯的通脹，這是為什麼？
周其仁：從貨幣數量論來看，不論20世紀40年代末期的惡性通脹，60年代初在嚴厲的物價管製下頑強地以“短缺”形式表現的通脹，還是改革後數次兩位數的通脹，凡物價總水平持續的上漲，都可以從貨幣存量大幅增加的事實中找到原因。
以往通脹沒有惡性化，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貨幣化或貨幣深化，在給定貨幣量的條件下，增加了貨幣需求，從而對物價的上漲產生抑製作用。
財新：具體而言，過去這些年，貨幣深化對消化吸收超發貨幣是如何起作用的？
周其仁：給定貨幣被動超發，如果國內市場化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對貨幣的需求是一種水平；如果市場化潛力得不到充分釋放，甚至受到人為抑製，那對貨幣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種水平。
作為一個轉型經濟，中國尚沒有投放到市場裏來的資源有的是，市場形勢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即“水多了加麵”：20世紀90年代以後，國有土地拍賣、城鎮居民房改、農民工大規模離鄉進城，加上土地轉包和山林權轉讓，多少資產投入，把那被動超發的貨幣“積極平衡”了不少。
對於中國這樣的轉型經濟體來說，市場化、貨幣化是加速推進還是停滯不前，對物價的影響就大了。遠的不提，要理解近年中國貨幣占GDP之比持續高升、包括資產市場價格在內的物價總水平屢出險情，似有必要雙管齊下，從貨幣供給機製與市場化進展兩個方向，分別調查，綜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