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楊小凱用，吳敬璉老師用，媒體上也用。我自己對這個概念覺得沒有把握用得很準。“因權而貴”到底是不是一種“資本主義”，本身是個問題。克林頓卸任後一場講演多少萬美金，究竟是因權而貴，還是因為就是有很多人願意看看這位美國的前總統？中國曆史上，“三年州知府，十萬雪花銀”當屬因權而貴，印尼總統親屬的公司上市賣得貴一點，也肯定是“因權而貴”，但是不是算資本主義，要取決於定義。
不過，“因權而貴”的確是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也是當下中國轉型裏無法回避的一大問題。這個現象是改革以後引起普遍注意的，但改革以前也早有那時的表現。它有兩大源遠流長的來源。一個是上麵提到的皇權社會的曆史傳統，從來就沒有公民意識，隻講什麼“草民”和“臣民”，到底是納稅人養活了國家，還是“皇恩浩蕩”才使老百姓有吃有穿？曆來不說清楚，更從來沒有正確答案。在這樣的傳統裏，因權而貴似乎天經地義。
第二個來源，斯大林的計劃體製是一個等級體製。因為消滅了私產以後，總有一個稀缺資源利用的劃界約束問題，否則資源早就耗光了。計劃體製到底用什麼替代了私人產權？其實靠等級製，即劃分權力等級來利用資源。因為資源利用不可能是一個真空，也沒有辦法在和平年代長期靠革命熱情和理想來維持積極性，一定要一個替代性的製度，結果就出現了早年革命的共產主義者都無法想象和接受的行政等級製。在那個時代，不但政府、企業、事業單位都定了級別，連寺廟都要定級，“官本位”製就是這樣來的。莫斯科紅場上有蘇共政治局委員的專用車道，還有黑海度假、“小白樺樹”特供商店等等。20世紀60年代中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那其實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起因。中國這裏的情形也許好一點，代價是不斷發動運動“整幹部”，還有很多情況靠保密工作做得好，老百姓不知道。
改革發生在上述兩個傳統之上。本來我們的曆史傳統，製約權力的機製就非常薄弱，計劃經濟又建立了一個行政等級分配資源的框架，再加上一個從計劃體製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那些未經有效製約和監督的權力可以在市場上“變現”，禍水就大了。所以，我的發言把改革開放理解成一個重新界定權利的過程，重新界定私產，離不開重新界定公權力。
這當然是高難度的社會變革。究竟是怎麼啟動的？回頭看，早年中國的改革有自己的“預備課程”，都是不期而遇的“事件”，比如1959~1961年的大饑荒逼出了一個自留地、一個包產到戶，也就是逼出了一套公有製下重新界定行為許可邊界的、有製度含義的辦法；再比如幾次大規模的“逃港”，逼出了向資本主義的香港做某種開放的措施。這在我看來都是改革開放的“伏筆”，或者叫實踐的探索和經驗準備。但是僅有這些危機逼出來的自發調整，也可能自生自滅，就是過去講的“吃飽飯又折騰”。這時候還要一個條件，就是“文革”把所有幹部都打倒、把國家搞亂，逼得上層政治結構形成一個共識，就是實事求是、思想解放。結果，在新的思想路線下，發現很多老大難問題，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裏已經積累了解決辦法：既然包產到戶動員農民生產更多的糧食，那就擴大包產到戶的規模，延長這套臨時措施的時間，不合法變它為合法，短期起作用就讓它長期不變；既然內地人逃港到香港資本主義企業打工，很快賺到了錢，那就開放“外資”進入內地；既然外資可以，“內資”也應該可以——那個時候從做買賣、開小工廠到辦股份製公司，統統裝在“資本主義”這個大筐裏。這樣鼓勵實踐、鼓勵嚐試，鼓勵“闖”，把中國人從僵硬教條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從而革命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
就是說，饑荒、逃港等危機逼出來的自發的體製突破，在思想解放的條件下，才轉化為改革開放的探索性實踐。簡單講，就是危機驅動改革。
30年過去了，一方麵是改革開放激發的經濟增長超出了幾乎所有人的預計，另一方麵是使中國遠離了饑荒和逃港那樣的危機性事件。在這個新環境裏，怎樣堅持改革開放本身都成為一種挑戰。從權利重新界定的角度看，未解決的問題一點不比已經解決的問題少，私產界定半半拉拉，公權約束甚至沒有破題。怎樣樂觀估計，已經完成的改革不會達到九十，而中國老話說，“行百裏者半九十”，所以還有必要防止改革成為一個半拉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