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彙率機製僵硬帶來的貿易順差過大、基礎貨幣過多、資產價格和CPI的大起大落，不但給中國企業帶來決策的困擾，而且影響體製政策的方向。道理簡單，外需過旺就不得不壓抑國內的生產和投資，這就形成了抑製性的體製政策。兩年前，宋國青有一個比喻，人們怕車跑得太快，又不習慣用彙率、利率這類“刹車”，非在路上挖出一道道溝來強製降速。本來用刹車可以收放自如，可是，靠投資項目審批、土地供應、產業準入政策、環保、安全、勞動等體製性政策來調控，就沒有那樣靈便了。因為體製性政策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為了限速，你放手讓它設路障；等到要鼓勵提速時，要撤那路障可難了。
所以，對經濟下行的嚴重困難，我不認為僅靠放鬆貨幣就可以解決問題。貨幣政策在應對可能的通縮方麵有作用，該出手就出手。但也要看到，啟動經濟，還需把路修好、整平。否則，就是裝滿貨幣的車子衝了上去，也難免磕磕碰碰、顛簸不已。
經濟活動的體製障礙隻有針對性強的體製性政策才能掃除。在這個意義上，應對當前困難局麵，體製性政策要靠前。
第一，取消臨時價格幹預政策，繼續推進價格改革。人們總會對相對價格的變化做出反應，問題是價格體係能不能靈活地反映市場的變化。不讓蘭州拉麵漲價是可以的，但商家被迫減少拉麵，最後消費者不會受益。要是有人以降低品質來對付物價管製，後果就更嚴重。所以，即使CPI、PPI高企，也沒有搞價格管製的道理。現在，物價環境鬆動，更應明令取消所有臨時價格幹預措施。要知道，離開了靈活的相對價格指引，連什麼是內需、什麼是外需也講不準的。要讓靈活的相對價格來告訴企業和顧客，引導供求之間的調整。
進一步的價格改革，不但包括一般商品和服務，還要推向資源價格、利率和彙率。近年的一個基本教訓就是政府可以控製的隻是名義上的相對價格，卻無論如何也控製不了實際的市場相對價格。“管住“名義變量的結果，是誤導產業和企業，延誤經濟調整的時機，到最後還是躲不開市場調整的現實。像彙率機製這樣的問題，不準備重大改革，未來還可能再次釀成大禍。
第二，減稅。這是政府刺激經濟的措施裏已經安排了的，問題是力度可能不夠。因為僅把投資活動的增值稅率調低，在企業實際投資額大幅度減少的條件下，減稅效果未必有估算的那麼大。何況偏向投資的增值稅減少，可能有歧視就業和消費的效果。建議把增值稅平頭減去若幹百分點，給當下搖晃要倒的公司一個立竿見影的幫助。個人所得稅方麵，有人建議提高起征點到5 000元，茅於軾建議8 000元。都讚成，關鍵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隻減稅收、不減行政支出，財政的根基動搖，長遠必有代價。至於政府發債搞建設和基礎設施投資，是另外一回事，不能與經濟困難時期政府減少行政開支混為一談。“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不意味擴大政府本身的行政管理開支的水平，更不應該提升政府行政消費檔次。否則，政府怎麼與企業共渡難關？
第三，擴大市場準入，繼續推進行政壟斷部門的改革。中國的儲蓄率不低，為什麼大量轉為對外債權，同時國內又麵臨巨大的就業壓力？原因很多，其中與國內某些高回報投資領域的開放不夠有關。前幾年的“非公經濟36條”，有非禁即準的規定。當前要認真落實。不但非禁即準，而且有必要審查、收縮“禁”的範圍。1998年後，我國在電信、航空、金融、電力等領域有過破除行政壟斷的舉措，這篇文章繼續做下去，可以釋放巨大的能量。
第四，清理近幾年的政策性法規和條例，對產業政策、市場準入、投資、安全、環保、勞動等方麵諸多法規條例，作一個係統評估，該堅持的繼續堅持，該放鬆的趕快放鬆。再不把那些捆著經濟實體的那些抑製性繩索解開，經濟調整將更加困難。
第五，這幾年為了防過熱，政府一直嚴控“土根”。現在有必要審時度勢，適度擴大供地。更要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逐步縮小征地範圍的同時，規範地啟動集體非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推動城鄉建設，增加國內投資和建設的機會和總量。
總之，中國遇到的困難有多重由來，對症下藥要采取不同的措施。體製性障礙涉及經濟活動的製度成本，對經濟行為影響極大。在貨幣政策已放鬆、積極的財政政策已出台之際，需要體製性政策靠前，才能激勵人們的創業、投資和工作意願。否則，修成了路卻沒有人和車在上麵跑，不可能刺激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