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國資委設立的時候，記得也有過這樣的構想，就是要把這個受全國人民之托打理國企的機構設在人大，不要放到政府裏麵。那樣的話，國資委直接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和報告工作，接受人大的監督。這裏最關鍵，也是最敏感的問題，是國企的活動範圍可以覆蓋國民經濟的哪個部分，以及國企有沒有權力禁止、限製人民自己組織的企業進入同一個市場來競爭？這並不是政府的行政事務，應當由人民代表大會來討論、表決和立法。但是，最後國資委還是設在了政府，還是以行政權力來履行出資人職責，其主要任務、目標和考核又偏重於贏利和做大做強，利潤分配還不受同朝為官的其他政府部門的節製。這樣，隨著國企的經營業績越來越好，國進民退的議論就來了。
第二個問題是稅製。稅的經濟性質是納稅人付給政府的錢，以此來購買政府的服務。稅收之所以需要強製征收，為的是防止和杜絕一部分人民可能的“搭便車”行為傾向。但政府機關不可因為強製執行力在手，就自行決定稅的種類和稅負的輕重。可是，我們很多稅現在還是行政部門直接定，自編自導自唱。這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大家看最近進口流量變大，因為很多消費品在境外買便宜，老百姓和民企中總有人很靈敏，代購活動就起來了。作為海關當然要維持所有進口稅製的公正，但為了所謂的計算方便對每台帶入的iPad一律抽1 000塊的稅，那是講不通的。這不是技術性的小問題，而是涉及人民和行政部門之間的重大關係。問題是我們常常把這種重大問題看得很輕，出手的時候也比較隨便。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還有一個多少年的觀察，就是不要輕易提加稅的建議。因為那是最容易被吸收的一種意見。倒不是說不需要增加稅種，但隻加稅不減稅怎麼調整國民收入分配？講了那麼多年國民收入分配政策，要增加居民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可是加稅建議很容易變成政策，減稅就非常難，結果還不是與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的目標越走越遠？所以我後來說，誰提一條加稅建議，就請他同時提一條減稅建議；政府出台一項加稅政策，就同時考慮一條減輕稅負的政策，以保證總稅負不脫離經濟情況而不斷地加重。
最近還有一個問題是通脹抬頭，那是流通中的貨幣過多的必然結果。從國家製度層麵看，央行動用基礎貨幣的權力受到什麼樣的實際製約，這是貨幣政策的製度基礎。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基礎貨幣記在央行的負債項下。那是央行對誰的負債？簡單講，那些法定儲備金是央行依法對商業銀行的負債，而商業銀行的錢又來自對儲戶的負債。另外一部分基礎貨幣，即發行的貨幣，則是對全體持幣人的負債。那麼，央行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擴大負債？又受什麼節製？這是比日常的貨幣政策更根本的問題，也就是央行的獨立性問題。美聯儲主席常常要到國會山上去報告情況、接受谘詢，反映的就是這個關係。中國的國情不同，但動用基礎貨幣時，譬如拿基礎貨幣大手買入外彙，一下子就擴大了央行的總負債，就需要一套合理而嚴格的約束機製。否則，基礎貨幣發多了，物價上了房，就不純粹是技術性的問題了。
最後，涉及人民的基本權利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限製，要有公開的、嚴格的程序來加以決定。如最近的調控，像限製購房、購車等等。情況緊急，有人買了很多房，有人買不起房，老百姓為房價問題而分裂，所以要出台政策。但是涉及老百姓基本權利的事項，包括可以買什麼、不能買什麼，這是很基本的權利。出台限製性政策就要比較慎重，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和嚴格的程序。或者就是短期的、臨時的，劃清時間範圍。否則人民會覺得行政權的執行沒個準頭，說情況緊急可以限這個、限那個的。一旦街上人把這些沒準的行為納入預期，大家的行為和市場就可能紊亂，長期代價就大了。
小結一下。我認為合適的國家概念要以人民為本位，加上領土、主權和典章製度。這樣來看，民是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國無民不立，民貧國必衰，民富國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