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非市場競爭壓力還有許多其他表現。最近越來越熱門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恐怕也是其中的一種。我們不妨先遠遠地看，為什麼十多年前沒有這類時尚？讀弗裏德曼的著作，我們知道至少20世紀60年代歐美就有人喊這個口號，但是10年前的中國，國企的第一位任務還是脫困，大多數民企的第一位任務還是謀求生存。在那種情況下，無論哪類公司，做得下去就是對社會、對國家和人民很大的貢獻，沒有人起勁地把西方“企業的社會責任”潮流引進來。可是，當中國經濟持續走好，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持續有了較好表現，輿論就起了變化，有關“企業的社會責任”言論越來越多，標準也好像越來越高。這是不是對企業贏利水平提升的一種非市場性回應呢？我以為是的，而這股潮流也一定要提升企業和企業家未來的壓力。
這就是說，該發生的總要發生。不過，的確也存在著一種可能的危險，就是含糊其辭的口號和潮流把事情搞過了頭，從而對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對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造成某種不大不小的損害。具體來講，我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作為一個口號，有內在的含糊性，主要就是把“社會責任是全社會所有成員的責任”這樣一個命題，有意無意地改成似乎僅僅隻是企業和企業家才需要擔負的責任。這是錯的。社會是由許多部分機構和人組成的，大家各有各的社會責任。政府有政府要擔負的，也隻有政府才能擔負的社會責任，公務員有公務員的社會責任，法官、警察、商人、員工和農民，也都有各自要承擔的社會責任。
以我從事的行當為例，在大學教書，不在政府工作，也不在公司工作，是不是就沒有相應要承擔的社會責任？應該也是有的吧。要是我天天到這樣豪華排場的論壇裏誇誇其談，不認真備課、不認真教書、不認真對待學生，也不認真作研究，就不能算盡到了一個教師應盡的社會責任。要是一個學者，既不受事實的約束，也不受任何科學傳統的約束，僅僅靠賣弄銀樣鑞槍頭來嘩眾取寵，或者不敢說出經過研究而發現的事實與真理，那是不是也沒有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
所以談社會責任，在概念上不可以偏概全。我的文化修養不容許我來界定什麼是本次論壇提出的“中國式商業倫理”。不過係統地而不是孤立地看世界，可能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多次聽柳傳誌講，簡單如一張桌子要安裝四條桌腿，也不能單把某一條桌腿擰得很緊很緊，而要齊頭並進，哪一條桌腿也不能落下，桌子才站得穩。社會經濟問題要複雜得多，但道理是一樣的。喊“社會責任”不能隻擰企業和企業家這一條腿，不能造成一種輿論，似乎除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其他的機構和成員再也沒有社會責任問題。
舉一個例，北京市過去幾年馬路上的下水道井蓋被盜3萬多個，導致很多危及人身的惡性事件發生。這裏有沒有企業的社會責任？調查一下，有的，因為這些井蓋最後反正都賣給了鋼鐵廠。鋼鐵廠為什麼收購下水道井蓋？你出錢收購，不就等於給盜井蓋的提供了一個“出口”嗎？問得有理。可是再調查，發現不少賣到鋼鐵廠的井蓋已經被砸碎了。鋼鐵廠就是不收購，井蓋也不能再用了。所以這樣一個井蓋的問題，單強調鋼鐵廠的社會責任雖然於事有補，但不能完全根治。要根治，還要強調城管的、警察的、廢品回收站的、商業監管機構的，甚至全體當了見證人的過往行人，所有相關各方的社會責任，係統地來推進才行。
再舉一例。毒米的報道我們都看到了，當然首先是製造毒米的商人和企業的責任，製假販假、害人性命，無良經商到了犯法的地步。可是追查下去，一些毒米來自國有糧庫，那裏把“陳化糧”違規賣到了市場上。這裏就有相關政府部門的責任了，一方麵是作為國有機構的所有者的責任，還有一方麵就是作為市場監管者的責任。所以，單強調一個環節的責任，不能有效解決問題。
在座各位沒有人不同意，公司依法納稅是企業應當履行的社會責任。我當然也同意。可是還有一個稅法和稅負水平合理的問題。如果名義稅率過高，征稅又做不到普遍，有的稅官再搞點名堂，那就有很大的問題。幾年前就看到降低稅率、簡化稅種、普遍征收的稅改方略，不過看現實，這個改革綱領還遠沒有實現，在很多情況下，還是在對誠實和誠信“征稅”。這樣的問題，單講“企業的社會責任”不行，還要考慮立法機構、稅收機關和稅官的社會責任，共同來承擔，共同來推進，才能使中國的稅製走向簡明、透明、稅負合理、普遍執行。
更加複雜的情況是，各部分應盡的社會責任之間，有一個互相關聯和互相影響的問題。比如現在還很嚴重的商業賄賂、官商勾結，不言而喻是一個毒瘤，不但要毀掉各方當事人，而且可能毀掉整個社會的未來。這件事情上，如果所有中國企業家都能達到王石的水平，就是堅守經商絕不行賄的道德底線，那不但可以使企業健康成長，也可以救下很多官員的性命。問題是實在不容易，常常是商人行賄源於官員的索賄，官員索賄又源於看到別的商人行賄。鬧來鬧去，互相激發，因果相聯，難分伯仲。反正，官員不履行社會責任，商人也不履行社會責任，最後的結果就是誰想履行社會責任都難。對付這樣的聯動，沒有單一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