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前，三位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的中國同學，問了他們老師一個問題：與日本或歐洲相比，美國經濟最顯著的特點是什麼？這位老師叫萊斯特·瑟羅，回答了一句話，“我們能夠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創立公司並把它們變成大公司”。這位曾任斯隆商學院院長的經濟學教授舉證，“如果你看看美國25個最大的公司，其中有8個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英特爾不存在！微軟不存在！沃爾瑪不存在！“但如果你看看今天歐洲最大的25個公司，它們在1960年早就是大公司了。”[123]聽得出來，這位教授對美國經濟的這個特點頗感自豪。
這就帶出了本文的主題——成長。受到上述對話的啟發，我們不妨思考經濟成長與公司成長的關係。在經驗上，似乎有四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一個經濟主要就是靠一家大公司支撐著。比如芬蘭，當然那裏也有不少好公司。但達到國際級的，可能就是諾基亞一枝獨秀。國內有的地區也有這種現象，方圓幾百裏就是一座高山，靠那一家公司支撐著當地的財政、稅收、就業和繁榮。這種類型有某種脆弱性，就是一旦這個支柱性公司發生什麼問題，整個經濟就搖晃。
第二種類型是，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靠一批百年老店支撐大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前，韓國經濟差不多也是這個特征。談起最大的好公司，多少年來就是這麼幾家。早先還是不斷地推陳出新、後來居上，可是一旦形成一個頂端結構，多少年就超穩定。這同樣符合瑟羅說的特征，最大的公司，20年前就有了，少有大的變化。
第三種類型是，從經濟看是高速增長，但從公司看則是前仆後繼，一排排起來，又一排排倒下去。通過一批又一批公司的死亡，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從一個角度看，這是很普遍的現象，因為就是在最發達的經濟裏，公司成活率也不一定比最落後經濟裏的嬰兒成活率高。但是仔細比較，不同國家的差別還是很大。有的大浪淘沙，總還淘出金子來——出了一批好公司；另外一些地方呢，來回折騰，所剩無幾。經濟高速增長，但沒有在公司組織方麵留下家業。
最後一種類型就是令美國教授頗感自豪的那個類型，不斷從小公司中成長出最大的、世界級的公司來。不是說老公司全都垮了，許多百年老店還在，比如IBM、福特汽車、J·P·摩根等等，都還在，也還有實力和活力，但又不斷冒出微軟、沃爾瑪這樣在25年內就迅速成長為最大公司的新銳。就是中國老話講的長江後浪推前浪——後浪推過了前浪，但是前浪並沒有消失，前浪後浪一起組成了滾滾東流的大江。
不難理解，為什麼最後一個類型才支持了最持久的經濟增長，才從中長出了全球最大的經濟。前兩個類型，或者過於脆弱，或者結構僵硬。當然它們總比前仆後繼型的好很多。經濟增長沒有落下組織成果的，可以一時間很熱鬧，可是代價太大，消耗太多，難以持久，最後不能支持持續的經濟成長。
看中國經濟，連續2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是不是一定意味著她的公司和公司群就能夠自然而然地健康、持續、高速地成長？答案是不一定，因為在國家經濟增長與公司成長之間，可能出現多種不同的組合。這樣看，討論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背景下的“公司成長”，是一個重要的題目。
公司成長，環境條件當然重要，不可或缺。但我們也觀察到，在同樣的環境條件下，企業自身的狀態有決定意義。這裏，要集中談一談企業家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看法，就是在當前和今後保持和振奮旺盛的企業家精神，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重要，但似乎也更加困難。
這裏說的是“企業家精神”，而沒有使用流行的“創新”——最早由熊彼特定義的作為企業家的最重要的特質。創新當然很不容易，可是創新究竟難在何處，人們並沒有作很多探究。我的看法，難就難在絕大多數的創新——技術、產品、商務模式等等——在市場上可能一錢不值！
是的，標新立異固然不易，可是比起能夠滿足人們需要的、受到市場歡迎的標新立異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說到底，脫離市場需要的“創新”，不但不是公司成長的源泉，而且常常是商業活動的災難。這是所有創新性活動的共同困難——藝術創新最難的是打動人們的心靈，學術創新呢？貴在啟迪人們的思想。要是隻講新穎和獨到，不論是否滿足他人的需要，不斷搞怪的“創新”，又有何難？
在商業上，受市場歡迎的創新才是最難的。為什麼？因為我們並不能輕而易舉就知道什麼是“市場需求”。不要以為消費者會把他們的需求清楚地說出來，在許多時候，甚至連消費者自己也不完全知道。舉一個例子，川菜似乎誰都知道，但如果不是“俏江南”開發出帶有文化格調的川菜，人們從何知道居然還有如此獨到的對川菜的“市場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