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們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需要從過去的經驗中汲取力量。這一波經濟大勢的變動史無前例，但是，經濟下行的挑戰過去也遇到過。例如，1997年以後中國就提出過“保八”。過去的經驗對今天特別有意義的地方，就是不能僅靠政府拉動經濟。因為無論出手幾萬億，對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都是不夠的。當然，政府發債加上銀行信用，可以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但是，無論修成了多少基礎設施，最後上麵要有車跑，才有持續的經濟增長。
所以，還是要兩手並舉：一手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針對未來的增長瓶頸啟動投資；另一手就是體製性政策，以改革激發經濟活力，使修起來的路上很快就有車跑。中國還是轉型經濟，除了像發達國家那樣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更多地考慮體製性政策。
從這個角度來看，2009年的經濟有這麼幾點值得考慮。
第一，還是要更充分地發揮相對價格配置資源的作用。經驗表明，價格管製即使在高通貨膨脹時期也是錯誤的，因為那僅僅管住了“溫度計”，卻並不能管住“溫度”——那要靠控製貨幣供應量。
在任何情況下，價格管製總是扭曲經濟行為。因此，政府已宣布終止臨時價格幹預措施是非常重要的。為了振興產業，還要幹脆利落地消除前幾年“抑製過熱”政策中所有價格管製和變相管製的措施。
更要看到，問題不單單是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像彙率、利率、資源價格有更重要的功能，要在這些領域讓價格機製發揮更大的作用。靈活的相對價格反映供求，可以幫助產業界和企業發現機會、及時調整投資和經營的方向。否則，內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離開了相對價格的指引，究竟什麼是內需，什麼是外需也講不清楚。
第二，目前的政策措施裏麵，已經包含了減少部分增值稅的內容。這是對的。但減稅的力度遠遠不夠。要是春季後景氣低迷進一步加劇，不妨考慮更大幅度的減稅措施。
要算清一筆賬：究竟等企業垮了以後搞社會政策救助，還是先采取減稅措施讓能撐下去的企業盡可能撐下去？我認為，後一個辦法更好，那就要把明顯偏高的增值稅砍下來一塊，因為等更多企業撐不住，到春節後可能就比較麻煩。減稅不光是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消費所得稅等，都要考慮大幅度地減。此外，進口稅能免則免，否則，順差絕對量還有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雖然總的講現在信心不足、投資不足，但同樣明顯的是國內還有很多高利潤行業開放不夠。不是民間沒有力量或沒有興趣，而是開放不夠。應該把上一個“保八”時期開始的打破行政壟斷的市場開放文章繼續做下去。當時，因為中國要加入世貿組織，在電信、民航、電力這些大行業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開放與改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大。現在看來，這些領域以及醫療、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市場開放還有很大空間，有很多潛在的投資機會，問題是不準入，誰也沒有辦法。
有行政壟斷因素的大國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潤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開放市場準入。因為這些部門超高的利潤和福利薪水等，根本上是市場開放不夠之果。
前幾年國務院有“非公經濟36條”，規定非禁即入，但過去的宏觀環境實際上沒有提供認真執行那個文件的條件，應該利用這次低迷的機會，把行政壟斷行業的市場開放文章做大，重新激發企業家精神。
第四，2004年以來，由於彙率機製引導的出口過旺，調控政策的重點就集中於抑製國內產業的產能和投資。開始是三大過熱行業，後來又是九大過熱行業，再後來調控房地產，都是抑製性取向，而且擴大了行政審批和行政控製。
現在，必須加快反向操作，解開那些可以解開，也必須解開的體製性繩索，鼓勵生產、鼓勵創業、鼓勵投資。比如說，現在要考慮，是不是還要沿用傳統的征地製來為“4萬億”國家投資完成土地配套？那樣勢必派生農民財產受損、收入和購買力不足的問題。所以，有一個怎麼給“4萬億”投資完成土地配套的問題，值得仔細研究。
中國的改革是逼出來的，這是過去30多年基本的經驗。輕輕鬆鬆就高速增長、財政收了很多錢、企業賬麵光鮮、投資人大賺快錢的時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動。當下的困難可能推進改革，新年的中國應該在危機改革方麵取得實質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