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上述認識產生於2004年的一次調查研究。那年我剛把前一年到耶魯法學院訪問時開始的關於農地轉讓權的研究報告完成，中心也舉辦了個專題研討會，同行鼓勵我繼續深入。恰在那個時候，“宏觀過熱”卷土重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劉鶴要中心老師作點兒調研，提供一些分析。於是我和盧鋒等幾位同事同學去了昆山、寧波、常州、蕪湖、蚌埠和長沙，東看西看，問來問去。回來後消化調查所得，同天天看宏觀的宋國青討論，最後形成一份研究報告，送劉鶴那裏交卷。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是此次調查在常州看“鐵本事件”，在當地第一看守所與已遭牢獄之災的戴國芳長談了4個小時。事後回顧，如果沒有那次經曆，我不會對所謂的宏觀經濟問題有今天這樣的關心熱度。
那次調研的主要收獲就是認識到“土地財政”有更大的宏觀影響。不記得我們那份報告發表過，今天時過境遷，不妨引幾段7年前寫下的文字以饗讀者。“調查發現，在我國現行土地製度下，建設用地的供給是社會總投資形成的重要條件。一般而言，建設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機構和個人的自有資本金，從而增加了投資的本金；然後，經過土地的評估和抵押，又擴大了這些機構和個人的信用，把更多的銀行信貸動員為社會總投資。反過來，建設用地供給的減少同樣對信用規模產生緊縮性影響。我們把這個經濟流程稱為‘供地融資’。”
描述之後，是我們的理解：“在中國現行土地製度下，政府供地卻類似投放貨幣。第一，相對於可出售建設用地的巨大市值，政府征地的直接成本非常微小，實在與發行‘低成本、高麵值’貨幣的原理非常相仿。第二，‘土幣’本身具有財富儲存的功能，在高通貨膨脹預期下，‘土幣’的財富存儲功能甚至優於貨幣。第三，在供地融資的經濟流程裏，‘土幣’可以抵押借貸，從而把銀行存款動員為投資。”
接著點到了我國貨幣供給的特色。“在我國並行於貨幣發行權的，還有獨具特色的政府供地權。雖然人們還不習慣將政府供地與發行貨幣並列考察，但是在實際經驗方麵，城市化加速推動的國民經濟增長早就體現出‘土幣’的作用和威力。我們觀察到的基本格局如下：擴張經濟時期，中央政府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鬆動銀根的同時，實際上還大幅度鬆動了‘土根’——也就是顯著擴大審批征地的規模，並對地方政府在競爭壓力下增發‘土幣’的傾向眼開眼閉；緊縮經濟時期，中央政府在收緊銀根的同時，還運用‘凍結批地’、‘集中土地審批權’等辦法，實際緊縮全國供地總規模。”
這裏的“土幣”和“土根”，相對於貨幣和銀根而言，意在引起對特定製度結構下貨幣運動的關注。不料“土根”一詞倒流傳開來，演變為今天還有人在用的“地根”。不過，在政策選擇方麵，我們當時並不讚成——今天還是不讚成——通過行政命令控製土地供應量來實現“宏觀調控”。個中理由，也要另外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