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經濟的一件大事，是物價指數又爬到一個較高的位置。這距離上一波物價高企，隻不過兩年時間。從圖上看，物價變動呈現出一個兩頭高、中間低的馬鞍形：2007年的CPI為4.8%，2008年為5.9%，2009年為–0.7%，2010年當在3%~4%。2011年會怎麼樣？[116]國家發改委提出的目標是把CPI控製在4%，不少行家認為真做到了是不小的成績。
這還隻是CPI。大家應該同意，物價總水平不是隻用CPI就可以度量的。要是把“要素和資產價格”都放進來——還要考慮種種價格管製的效果——那就不難看出，這些年來中國的物價總水平其實是在爬一個長坡，甚至連2008年那場“史上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也至多不過是把中國的這個變化趨勢打了一個折扣而已。
事情總有個原因吧？個人之見，直接成因是貨幣。直截了當地講，隻要貨幣供應量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需要，物價總水平終究不可避免地要爬高。這是基於常識和經驗就可以理解的邏輯，不需要扯上太複雜的理論。弗裏德曼的那句名言（“任何通貨膨脹都隻不過是貨幣現象”）雖然被看作貨幣主義的箴言，但正如本人多次提到的那樣，中文語境裏“通貨膨脹”的本意就是流通中的貨幣膨脹。因此，不需要等到形形色色的物價此起彼落地爬升之後，再急急慌慌跑出來反通脹。管不住貨幣，物價之火上房是早晚的事。這方麵沒有僥幸的機會。
不妨結合個人的感受把這一波的經驗再回放一下。話說2008年入秋時節，我到溫州調查行業和企業，也見到20世紀80年代就結識的好幾位老朋友。那次訪問有兩大收獲。一是明白了溫州民營企業由艱苦開辟國內市場轉為大規模外向的邏輯。另一收獲，就是對那年國慶長假前後驚心動魄的“價格跳水”，有了非常直觀的感受——美國金融危機對出口導向的中國實體經濟的衝擊，說來就來了。
從溫州出來，途經上海參加《中國企業家》召集的一場小型討論，主題是改革開放30年。不過大家不免議論經濟走勢。會前看了一些言論，對危機的估計似乎越來越嚴重。最著名的一個論斷，是說來年（2009年）中國經濟別說保八，就算是保零也夠嗆。自己剛剛看了溫州的市場跳水，當然知道發達經濟的危機對多年依賴出口的中國打擊巨大。不過衡量再三，我還是把“中國經濟衰退的概率等於零”這句話說出去了。根據何在？當時講得多的，是30年中國的經驗證明了的一個道理：危機逼出改革、改革推動增長。當時語焉不詳，現在細細寫下理由，這就是多年從人民幣彙率機製裏被動放出的天量貨幣！
不過，還是“保零艱難論”的影響大。是年年底，中國總理的“兩拳戰略”（“出拳快、出拳重”）出手。我請教一些地方行家怎樣看，得到相當一致的判斷是，認為多年以來中央政府調控的就是地方投資的衝動。現在好了，兩年財政4萬億，中央占小頭、地方占大頭，真正高度一致，“上下同欲者勝”。讀者也許記得，當時有報道說，各地上報的投資總額超過20多萬億。那還有什麼問題？我的“衰退概率為零論”，看來大可安然無恙。
物價卻不買賬。2009年2月以後，每月CPI都是負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更是從年初開始就是負數。這裏當然有向下“翹尾巴”的因素（上年同期物價指數偏高），但連月跌、跌、跌的價格走勢，也著實嚇人。於是，貨幣龍頭開動。3月初兩會的信息，是2009年全年“增發信貸5萬億以上”。可是第一季度的數據出來，僅前3個月就增加了4.5萬億信貸，直逼2008年全年新增信貸4.9萬億的水平。也是在第一季度，廣義貨幣（M2）同比增加了25%以上。
麵目全非的貨幣環境，不需要繼續檢驗“衰退概率為零論”了。2009年4月27日，我發表了“還算‘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嗎？”，質疑大手放鬆貨幣對未來中國經濟的影響。該文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財政政策可以“積極”，貨幣政策卻隻能“適度寬鬆”？答案是，隻要守得住1994年人大法律定下來的“財政不得向人民銀行透支”的鐵則，即使財政政策再積極，也要受到國家稅收能力和發債能力的實際限製。比較起來，貨幣變量要“軟”很多。“倘若政府不自我設限，發貨幣‘積極無度’，政策為禍的危險就增加了。”該文認定，比2007年中國GDP的增長率（13%）還高出12%的貨幣供給增長率，無論如何也超出了“適度寬鬆”的範疇。“中國不是美國，沒有那麼多的‘毒資產’——像有的行家建議的那樣——需要泡入高通脹的藥液才有望解毒！（中國的）央行也學不成美聯儲，因為這裏大手鬆出來的貨幣尚不能漫遊世界，累積的貨幣壓力主要還將作用於國內。”文章最後的建言是，“還是不要把25%以上的貨幣增長當作‘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吧。其實它已屬非常寬鬆。即使必不可免，也不宜加冠‘適度’之名而放鬆應有的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