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不在市場裏、不受價格機製支配的資源，一旦投入市場，由人們買進賣出，就產生了對貨幣的需求。講過了，貨幣別無他用，無非是交易的幫手。交易規模擴大了，需要更多的貨幣是容易理解的。我們這輩人有一件事很幸運，就是親眼目睹了中國經濟從很少以貨幣運轉，轉變成要很多以貨幣運轉的曆程。至於今天中國的貨幣存量對年度產出之比差不多居地球之冠，那是以前想也沒想到過的。
1978年我考到北京來念大學的時候，廣義貨幣存量占GDP的比例不過32%。這就是說，那個時代的國民經濟裏，要貨幣發揮作用的地方非常少。人口的絕大多數，所謂“10億人口，8億農民”，生產出來農產品的大多數，在生產隊範圍內記個工分就直接分配了，那是完全不需要貨幣的。“商品糧”部分，看似穿上了一件交易的外衣，實質還是國家統購統銷，而政府為了國家工業化，又把統購價壓得很低。1斤糧食1毛錢，1 000億斤也不過100億人民幣，哪裏要多少貨幣為農業服務？工業都是國有的，生產資料靠計劃調撥，消費資料在低工資、低物價、憑票憑證的架構裏，是商品也消費不了多少錢。至於自然資源，任你地下埋的、河裏流的、山上長的、天上飛的，皆在指令計劃掌控之中，一切“非禮莫動”，有貨幣也無用。
放權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界定了產權，特別是放出了交易權。農民的糧食、棉花可以按市價賣了，工廠的產品可以按市價賣了，勞動力也是商品了，人民可以自謀職業了，國有工程師可以周末指導鄉鎮企業賺點外快，藝人可以上街市賣藝養家糊口。當時《人民日報》刊發過一幅老漢賣糧大把數錢的照片，讓人過目不忘。我自己讀到過最傳奇的故事，是劉曉慶“走穴”時每天演出後和她母親一起點鈔票點到半夜兩三點——那時人民幣的麵值小，真的是要數錢數到手抽筋的。把這些微觀圖像加起來，1985年廣義貨幣對GDP之比為54%，1990年為82%，1993年過100%，1997年達到124%。市場化改革讓中國的貨幣深化勢不可當。
20世紀90年代初我剛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念書時，在英文的《中國經濟評論》上讀到易綱的一篇論文。該文起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改革以來中國貨幣供給的增加，遠遠高於GNP增加值與物價指數增加值之和。根據這篇論文提供的數據，1978~1992年間，中國的現金（M0）和廣義貨幣（M2）分別增長了20倍，但真實GNP隻增加了2.3倍，而官方物價指數和自由市場價格指數也隻分別增長了1.25倍和1.41倍。易綱的問題是：為什麼流通中的貨幣量大大增加了？那無法被GNP增長與物價增長解釋的“超額貨幣”（excessmoney），究竟因何而來，最後又跑到哪裏去了？
易綱提出的問題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力。整個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如火如荼，但有一項困擾如影相隨，那就是“貨幣超發”。貨幣少發當然不成，流通不足、打擊生產。但是貨幣供給超過了經濟運行的需要——即貨幣超發——也會帶來物價上漲的壓力。嚴重的貨幣超發，一定會帶來嚴重的通脹。這是貨幣主義大師弗裏德曼反複強調的，也被無數經驗事實不斷驗證。1980年和1988年弗裏德曼兩次訪問中國，恰恰都是中國通脹指數高企的年代，所以弗裏德曼的理論影響到中國人的經濟思維，實在很有緣分。貨幣主義認為，法定貨幣時代最要加以防範的，是政府因短期的財政壓力主動超發貨幣，帶來通脹甚至惡性通脹，最後危害人民生活和經濟增長。至於怎樣才能做到貨幣供給可控，弗裏德曼的主張是“準則高於權威”，也就是美聯儲幹脆像計算機一樣，恒定讓貨幣供給略高於經濟增長率三四個百分點，堅持執行，對任何經濟、政治壓力一概不予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