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開始大幅上漲的時候，恰逢米爾頓·弗裏德曼去世一周年。這也許說明，仿佛已被淡忘的貨幣主義理論還不是那樣容易就可以消失的。這當然更是提醒我們，還有一些重要問題值得繼續關注和研究。
一、物價指數的含義
中國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似乎是突然漲起來的。2007年年初的CPI是2.2%，但到了8月份，升為6.5%，9月份降了一點是6.2%，10月份又是6.5%，11月份達到6.9%。[1]這組記錄了無數微觀行為的指數，含義究竟是什麼？對此，流行的解讀是“物價的結構性上漲”，即部分商品價格上漲，部分不變甚至下跌，所以還不是物價的全麵上漲。
我的看法是，說“結構性物價上漲”不是不可以，因為的確可以觀察到物價漲、平、跌並存的現象。問題是，把幾個部分物價加權平均之後，2007年8月以來我國的物價總水平不是不變，更不是下跌，而是持續上升——即通貨膨脹。重要的是，物價總水平的上漲趨勢一旦出現，就會影響人們的預期、改變人們的行為，比如很多人想到將來的價格還要上升，就增加了當下的購買意願，甚至要把未來消費的商品提前買到手才放心。同時，賣家卻在同樣的漲價預期下，舍不得現在就出售商品和服務，也就是產生了“惜售”傾向。加到一起，市場供不應求的程度更為嚴重，物價總水平上漲的趨勢可能自我加強。
從物價結構出發，人們的注意力容易被引到以下問題：為什麼一些商品的價格漲得比另外一些商品更甚？追問下去，會發現國際油價是一個根源。油價上漲帶動很多下遊產品漲價是一個方麵。它同時也引發了替代，比如生物能源包括玉米提煉的酒精，結果引起全球糧食漲價。油價當然更直接影響運費上揚，後果就是高價買來的糧食要花更貴的運費。經濟總是聯成一體的，任何一種商品服務價格的變動，都會帶出諸如此類連鎖性的變化。
但是，從個別商品的價格上漲到物價總水平的提升，中間還有一個關鍵環節。沒有這個條件，個別商品的價格上漲會被其他商品價格的下跌所抵消，並不能引發物價總水平的上升。這個“關鍵環節”不是別的，就是在市場裏流通的貨幣數量。隻有當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太多，個別商品價格的變化才不僅僅改變商品比價，而且引發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即通貨膨脹。例如，日本和韓國都是大量進口石油的國家，按理他們受全球油價上漲的影響更大，可是，觀察到的日、韓物價水平卻遠比中國為平。俄羅斯出口原油，但那裏的通脹指數比中國的還要高。這些現象，都要由不同國家不同的貨幣形勢來解釋。
二、從貨幣角度看通脹
這樣從貨幣裏麵找尋物價總水平變動原因的經濟思維，是古典經濟學以來的一個傳統。當代經濟學家當中，最堅持這一傳統的是弗裏德曼。很巧合，弗裏德曼生前三次訪問中國（1980年、1988年和1993年），都是中國通脹指數達到高峰的年份。[2]我們無從知道，究竟是因為通貨膨脹指數高，所以中國人才把這位貨幣主義大師請來，還是弗裏德曼看到中國物價指數高，覺得貨幣主義理論在中國大有用武之地，所以才更願意來到中國？不過客觀的結果是，當年受通脹困擾的中國，更願意對貨幣主義的經濟思維開放。
大家可以回頭看弗裏德曼當年在北京、上海的那些講演和問答記錄。那是第一次麵對麵向中國聽眾介紹貨幣主義的思想學術傳統。這個傳統不是就物價談物價，而是把物價的大幅度持續上漲看作是一個貨幣現象。按照這個傳統，通貨膨脹裏的“貨”不是任何具體的油、糧、豬、奶，而直截了當就是貨幣。當物價總水平上升的時候，弗裏德曼提醒大家要到貨幣數量裏麵去尋找原因。這樣一種思路，對當時的中國人富有啟發，因為傳統的“物價管理”既不能充分理解通脹現象，也不能有效處理通脹問題，隻有擺脫了從某些商品價格的變動中尋找通脹原因的思維方式，才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對貨幣的關注，才容易發現通脹的唯一原因是貨幣數量過多。
那麼，貨幣數量又是怎麼多的呢？這就涉及貨幣製度。從曆史上看，自金本位製結束之後，全世界的貨幣發行都是由政府控製的。如果說金本位製還是自發的市場力量決定著貨幣的發行，那麼法定不兌換貨幣（fiatmoney）的發行量總是由中央貨幣當局，也就是一個行政機構來決定的。貨幣主義認為，如此集中的貨幣發行權是對貨幣和價格總水平穩定的一個體製性威脅，因為行政當局很可能為了某種短期的好處而錯用、濫用貨幣發行權。不論動機為何，貨幣發行一旦出錯，一定會帶來無數經濟行為的歪曲和紊亂，市場中的個人、家庭、企業和地方對此都無能為力。政府濫用貨幣發行權的結果，一定就是惡性通脹。這在許多國家的曆史上出現過。針對這一點，弗裏德曼繼承他老師西蒙斯（Henry Simons）的主張，堅持“規則高於權威”，也就是要設定一個貨幣發行準則，以此約束貨幣當局的權威和權力。弗裏德曼本人也曾提出過一個簡單的準則，那就是每年增發的貨幣量不得超過經濟增長的幅度，比如年平均4%。他甚至提出根本不需要中央銀行，就讓一台中央計算機係統按照設定的數值來控製貨幣發行，保證物價總水平的平穩。
貨幣主義不是單靠邏輯的力量就扭轉了潮流。決定性的力量還是通貨膨脹的肆虐給各國帶來的損害。原本被冠以“行動主義”（activism）的理論和政策取向，習慣於把“貨幣”看成一個可以滿足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平衡內外收支等多重目標並可由中央貨幣當局操控自如的一個政策工具。但是，發達國家持續的通脹壓力和滯脹的現實，給貨幣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機會。弗裏德曼論證了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並沒有長期的替代關係，他甚至發現，即使擴張性貨幣政策可以取得低失業的暫時好處，但帶來的高通脹成本卻趨向永久性。這就是說，煞有其事的“貨幣政策行動”給機會主義留下太多的自由空間，從而帶來長久的“貨幣禍害”。[3]
回頭看，弗裏德曼的最重要貢獻，是在政府掌控貨幣發行權的時代，不斷根據經驗提請人們警惕此種大權被濫用的危險。對弗裏德曼來說，通貨膨脹才不是“市場失靈”的產物，而恰恰是自發的市場力量被集中的行政權力替代之後，給經濟自由帶來的具有毀滅性影響的“禮物”。貨幣主義堅持，零通貨膨脹才是長期經濟增長和繁榮的基礎。[4]這個理念有曆史經驗的根據。從權利角度看，通貨膨脹是經對所有人財產的一種隱蔽的剝奪。從交易角度看，通貨膨脹加劇了生產的交易費用，帶來紊亂的經濟行為和錯誤的資源配置。
人們有理由嘲笑關於計算機自動決定貨幣供應的構想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采用了計算機機製。即使在想象的空間裏，中央計算機替代了中央銀行，似乎也隻不過把央行行長的權威轉化為中央計算機電腦工程師的權威而已。此外，究竟如何控製貨幣數量，貨幣主義的理論原則也遠不等於可操作的現實。[5]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貨幣主義在思想上的建設性。因為它堅持問：怎樣才能避免貨幣發行大權落入有可能不那麼可靠的“看得見的手”的掌控？能不能為現代信用貨幣體係設定一個“非人格化”的貨幣發行機製？這並不是一個憑空想出來的問題，因為曆史上的金本位製，就是由發散的貴金屬分布和分權的開采力量“決定著”各國貨幣的供給。既然如此，現代貨幣在節約了貴金屬成本的同時，能不能為信用體係找一個“非人格化”的機製來為貨幣下錨？
三、為貨幣選錨的困難
談到這裏，我們必須提到在貨幣框架問題上更具“複古”傾向的奧地利學派。這些經濟學家與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一樣，認為自由繁榮的經濟必須以穩定的貨幣為基礎。不過他們相信，自發的市場可以提供這樣穩定的貨幣，例如人類曆史上的金本位就是如此，因為由貴金屬本身充當貨幣的名義之錨，就不會給任何看得見的手操縱貨幣提供機會。為了從不斷製造通貨膨脹的現代貨幣困境中走出來，許多奧地利經濟學家主張恢複金本位製或商品本位的貨幣製，並恢複自由銀行製度，即允許自由準入、充分競爭，用市場聲譽機製來優勝劣汰，最後由使用貨幣的各方選擇守信的銀行。[6]
哈耶克後來承認，在現代條件下複古金本位製是不可行的，甚至“即使可行，也很可能是不可欲的”。[7]不過，正因為貨幣大權似乎無可避免地集中於政府之手，才使哈耶克找到了金本位製消失後持續通脹的根源——短期壓力使政府、私人企業和公眾都“極難抵禦通貨膨脹的影響”。[8]他為此憂心忡忡，反複探討了在無法回到金本位的現實條件下，怎樣約束中央貨幣當局的可能路徑。從西蒙斯的“適當規則”（appropriate rule），到“商品儲備本位”（a commodity reserve standard），到“按價格變動而調整條件的合同”（sliding-scale contract，也就是與通脹指數掛鉤的合同），哈耶克逐一分析，結果發現某種自由裁量的貨幣權力在當代貨幣製度裏無論如何也揮之不去，因此所有以上“解決方案”多少都存在問題。那麼，貨幣框架的最後出路究竟何在？哈耶克的結論是，“隻能通過貨幣政策的目標而非它的具體做法來限製貨幣政策”[9]——這在我讀來，不啻為幾十年之後從新西蘭開始、席卷多國的“通貨膨脹目標製”（Inflation Targeting）的理論先聲。[10]
以上回顧，告訴我們從貨幣角度看通脹，背後還有一套至今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比較起來，“結構性物價上漲”的提法則簡單地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某幾樣價格漲幅較大的商品。問題的關鍵是，如果的確是貨幣總量引發了物價總水平的上升，那麼僅僅控製某些商品的價格是無濟於事的。相反，就物價管物價的做法一定會引起價格上漲的“漫遊”，因為管住了石油價格，市場就漲糧價；管住了糧價，漲豬價；再管豬價，又升奶價。如此“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治理，看似針對性很強，最後卻帶來兩個結果：一是延誤了釜底抽薪——控製貨幣供應量——這唯一治本之策的實施時間；二是東漲西也漲的物價態勢，激發和強化了公眾的通脹預期。兩相結合，風助火勢，可能激化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