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小事情，因為它涉及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近年國內外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增強，都是因為中國擁有巨量的“廉價勞動力”。從2004年開始，筆者不斷撰文批評這個看法。[16]我反問，30年前中國無論城鄉的勞動力更為“廉價”，為什麼那時候不容易看到滿世界的“中國製造”？我同意今天的中國經濟是靠“成本優勢”打到世界市場上去的，但在這個成本優勢裏麵，最重要的是“經由改革開放顯著降低了中國的製度成本”，改變了普通中國人、企業和地方的激勵機製，從而使得原本隻能關門受窮的廉價勞動力，轉變成中國的競爭力，並通過學習曲線的提升，改善產品品質。概括地說，中國競爭力的提升是製度成本下降驅動的。我也注意到製度成本像任何成本曲線一樣，降下來之後還會上升。所以，隻有堅持改革開放和製度創新，才能持續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從這點出發，因宏觀失衡而增加微觀上行政管製的長遠代價，是損害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
在所有反對人民幣升值的意見中，張五常獨樹一幟。[17]我理解他的分析是這樣的：人民幣不是對美元“升值”的問題，而是脫開與美元掛鉤的問題。但是，在人民幣彙率放開與美元掛鉤之前，先要解決未來的人民幣以什麼為錨。在他看來，人民幣鉤住或盯住美元，是以美元為“名義錨”，現在人民幣要與美元要脫鉤，以後以何為錨就成為問題。要是與美元脫鉤在先，又沒有找好自己的錨，那人民幣就有變成“無錨飛彈”的危險。張五常的建議是，人民幣對一攬子商品掛鉤，使人民幣先有自己的名義錨，再脫開與美元的掛鉤。他還認為，更可以考慮把人民幣“放出去”，釋放人民幣作為國際強幣的潛在優勢。
這樣來看，張五常屢次聲明反對人民幣升值，是彙率與貨幣製度層麵的意見。但是，無論選哪一組商品為人民幣之錨，按2003年以來的市場價格情況算，人民幣都不能避免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問題是，為人民幣定一個新錨，比在現行彙率製度下升值要困難得多，因而也更難以達成決策共識。在解決這個難題之前，能不能維係人民幣掛鉤或盯住美元的體製，取決於現實的約束條件。不幸的是，近年美元強勢地位不再，堅持人民幣掛鉤美元不升值不但使美國的日子難過，首先是中國自己的貨幣形勢就一天比一天嚴峻。至少到2007年中國通脹的重新抬頭，客觀上已不允許等人民幣換錨後才與美元脫鉤，而隻能在現有彙率框架裏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至於把人民幣放出去，也要等人民幣彙率大體反映市場供求以後才行得通。現在滿世界的錢都要進中國，你就是把人民幣放出去，也擋不住它們還要跑回來。[18]
至少到2007年底，中國經濟形勢終於表明了問題的症結所在。此時中國外彙儲備高達15 000億美元（還不包括國家注資中投的2 000億美元），年度貿易順差達到2 800億美元，外資進入中國約3 000億美元。快速增加的中國外彙儲備承受著美元資產貶損的巨大風險和社會福利損失，同時又快速惡化國內的通貨形勢。即使央行不斷實施貨幣對衝，但“外彙占款”占更廣義貨幣（M3）的比例還是從2003年的15％升到近30％。2007年前11個月，全國更廣義貨幣同比上年增加了23.1％。[19]作為貨幣現象的通貨膨脹終於頑強地露頭，開始激活久違了的公眾通脹預期，並反複表明它並不僅僅是個別成本推動的結果。
至此，問題依舊，但麻煩的規模已經翻了倍。最新的變化是，美元連年走軟，加上次貸危機的影響，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放緩，使人民幣不得不加快升值下的中國出口部門麵臨雪上加霜的調整痛苦。回頭比較，如果2003年人民幣一次升值10％，所付的代價應該比拖到今日為小。當然曆史的棋局總是落子無悔的，為了避免未來更大的損害，今天中國應對日益加大的通脹壓力，還是要到過多的貨幣和泛濫的流動性裏麵去尋求釜底抽薪之道。
讓我們小結一下。CPI雖然是判定通貨膨脹的基本指標，但對物價指數的結構性分析並不能幫助人們認識通脹的真正原因。通貨膨脹之“貨”，不是任何一種具體的商品，而是貨幣，即流通中的貨幣。當物價指數升高的時候，我們隻能到超發的貨幣數量裏去尋找原因和治本之策。當下中國較高位通脹的成因也是貨幣超發，不過與曆史上多次出現的財政性動機不同，本輪貨幣過多的主要原因是彙率機製的歪曲。在通脹態勢已經形成的條件下，物價管製不單不能抑製通脹，而且會因為無端增加製度成本而損害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反通脹要走釜底抽薪的路線，就是校正彙率失衡、從緊控製貨幣總量。
[1] 2007年12月中國CPI為6.5%（全年CPI達到4.8%），2008年1月為7.1%，2月為8.7%。見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jdsj 。
[2] 1980年中國CPI為7.5%（1978年僅為0.7%），1988年為18.8%，1993年為14.7%,（來年1994年更高達 24.1%），見《中國統計年鑒2007》，表9–1。
[3] 米爾頓·弗裏德曼：《貨幣的禍害——貨幣史片斷》，商務印書館2007年中譯本（安佳 譯）。
[4] 見馬克·史庫森，《朋友還是對手——奧地利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之爭》，世紀出版集團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譯本，第3章，第5章。
[5] 至於弗裏德曼當年建議直接控製貨幣數量，而不是控製利率，這是70年代美國戰後的一任央行行長所做的實踐，但是那個實踐的結果很不妙，使美國的利率漲到21%，完全不可接受，所以從70年代以後，美聯儲曆代的主席重新回到弗裏德曼當年不讚成的調控利率，針對銀行的利率、市場利率來進行公開市場 的操作，以此來調節貨幣量。
[6] 這些論點表明奧地利學派甚至比貨幣主義還要更加“脫離現實”。正如馬克·史庫森所說，除非公眾和政治家充分信任自發的市場——這一點不是現實的——金本位外加自由銀行製度帶來的實際麻煩，一點不比貨幣主義那台中央計算機要少。從純解釋的角度看，金本位製在曆史上的消亡也總有某種理由，比如貴金屬突然大量流出，難道不也對一國經濟造成過嚴重的損害？我們或許可以說，正是金本位製內生的缺陷，才給民族國家的政治機器控製貨幣大權提供了機會。
[7] 他的理由是，現代商業組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信貸機構，“致使我們必須對貨幣製度和信用製度之間的互動作用施以某種深思熟慮的控製”。見《自由秩序原理》（下冊），第96頁。
[8] 同上，第105頁。
[9] 具體講來就是，“金融機構必須把價格控製在眾所周知的某個確定的限度之內，使之不至於逾越此一限度——甚至使之不能接近這樣一種水平，否則金融機構就必須對其政策做出重大修正”（同上，第111頁）。
[10] 關於通脹目標製的國際經驗，見伯南克、勞巴克、米什金和波森：《通貨膨脹目標製：國際經驗》（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6年版，孫剛、錢泳、王宇譯自 Ben S. Bernanke，Thomas Laubach，Frederic S. Mishin，and Adam S. Posen，Inflation Targeting: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99）。
[11] “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就像向人開槍是一種射擊現象一樣” （亨利·沃裏茨，Henry Wallich），轉引自R·布托（Roger Bootle），《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頁。
[12] 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走出通貨緊縮與人民幣彙率：總論》，2003年9月；公開報道見“宏觀經濟政策是否需要轉折性調整？”，《21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10月29日。
[13] 見宋國青，“彙率是綱”，《財經》，2002年。
[14] 見餘永定，“消除人民幣升值恐懼症，實現向經濟平衡發展的過渡”，《國際經濟評論》，2003年9~10期，第5~11頁。
[15] 見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對通貨膨脹”，《經濟觀察報》，2007年12月3日。
[16] 見周其仁，“解釋中國經濟成長”，《挑燈看劍》，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版，第7~23頁。
[17] 張五常從2003年5月23日起發表“彙率戰略論”（係列共5篇文章），到2007年11月又寫下的“人民幣的困境”（也是係列5篇），其間關於人民幣彙率問題的文章共50篇，全部可以在新浪網的“張五常博客”裏讀到。
[18] 不過，張五常教授關於中國要從製度層麵選擇新的貨幣本位的意見，還是有重要價值。即使他建議的一攬子商品本位麵臨技術和認知的困難，他對非人格化貨幣發行機製的探索，正如芝加哥貨幣主義和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的追求一樣，有長遠的意義。
[19] 央行發出票據（“央票”）對衝過多的人民幣基礎貨幣，一是不能對衝幹淨，二是“央票”也不完全就不是貨幣，比如貨幣基金和保險業得到的“央票”，還是可以在市場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