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一貫的觀點，是我們國家真正缺的並不是土地本身，而是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的製度。農村建設用地轉讓的製度化試驗，是推出的時候了。難題和風險不會少，但權衡利弊，不敢試一試，就什麼也談不到。
要明確，城市化總的說來是可以大大節約土地的。現在看不出這等效果，主要就是大批農民進城後，原來鄉下占的建設用地還占著。為什麼不放棄？留條後路可能是一個理由，但我認為，更大的阻力是農村建設用地沒有退出機製，沒有補償措施。不占白不占，大家就占著。啟動土地指標交易給予補償和獎勵，數目驚人的閑散土地會流轉出來的。
最後，通過土地指標交易傳遞的市場信號，還可以優化城市建設規劃，不再完全按照行政級別規劃。行政主導的工業化城市化，有可能帶來第二層意義上的土地資源浪費，比如規劃和指令失誤，劃定的“城市”沒有人去；看不起眼的地方卻人氣很旺。比如義烏隻不過是個縣級市，可是萬商雲集，那裏的地價就高得離譜。如果競價取地，義烏勝出的機會大，與經濟的實際要求容易相符。一位在那裏搞投資的朋友說，義烏商業用地奇缺的狀況，甚至把前些年異地交換土地指標的“老辦法”也重新激活了。不知詳情，有機會要去看一看。反正該發生的總會發生，主動去做、去試，發生的成本低一點，於國於民、於城於鄉，都是有利的。
土地指標交易具備可操作性
當時我確實感覺無路可走，成為一個兩難的問題。如果放開土地流轉，即使隻是指標流轉，也會傷害農民；如果要保護農民，仍然是一潭死水。意想不到的是，小產權房的出現捅開了另一個口子。
《南方周末》：中國很多改革措施都是自下而上做起來的，土地指標交易是否也在實際生活中存在，您的這個設想來源於哪裏？
周其仁：受實踐的啟發。因為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一直都小規模地存在著，過去蘇南和蘇北就曾經用土地指標交易的方式來配置建設用地。但2004年宏觀調控、關緊土地閘門、嚴查指標交易之後，類似的做法幾乎消失了。
今天看，不是土地指標交易本身不對，而是當時指標的來源有問題——在征地製度下強製占用農民的土地，補償很少甚至完全不給補償，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那種局麵，不叫停不得了。但是停了，往市場化方向走的一條試驗之路也封死了。
真的是兩難的問題，一時無路可走，隻好靠強化行政管製。但意想不到的是，小產權房的出現捅開了一個口子，提出一個新問題：在不動耕地的前提下，能不能把農村建設用地的文章做起來，在監管和法律規範下能不能嚐試走出一條新路來？
《南方周末》：但是這樣就能解決現在土地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出現的所有問題了嗎？建立土地指標交易市場是不是也會帶來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政府如何能做好監管？
周其仁：集體和農民之間的收益如何分配的確是個大問題。所以政府首先要做好法律法規建設，明確利益分配等關鍵問題，保障農民權益；其次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標市場，這個市場負責驗收複墾後的農地，負責監管指標交易；最後做好監管，這種監管成本遠低於現在的事後土地監督，因為權利主體為了上市獲益，必須照章辦事，並接受事前審查。就像證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的關係一樣。
任何市場都會出現違規、侵權的行為，所以法律和公眾監督非常重要。我們要比較的是土地交易市場的設立，是不是可能因為土地的集中交易，反而降低了發現問題和執法的成本？我認為存在這個現實的可能性。不準交易，違規數量也不少，而且因為土地案子都是分散的，查辦的難度很大。國土部的新聞發布會介紹說，2007年全國要查處的土地違規案件，多達1萬多件，國土部差不多變成辦案部，長此以往，也不是個辦法。
能夠抓住這個機會嗎？
小產權的登堂入室和土地指標交易的激活，表明我國土地製度改革的機會正在來臨，但能否抓住這個機會，不十分令人樂觀。這裏麵的阻力，一是觀念上對土地流轉有根深蒂固的恐懼，二是既得利益太大了。
《南方周末》：建國以來，土地製度一直在進行或大或小的改革，一個基本的演進邏輯是逐漸放開使用權、收益權和流轉權，但顯然流轉權的合法化難度最大。這一次又會碰到什麼樣的阻力和困難？如果能夠突破，動力在哪裏？
周其仁：土地改革的推進確實非常困難、緩慢。20世紀50年代末，就曾經出現過將農地承包給農民的製度，但農地的使用、收益、流轉權，經過80年代全國包產到戶的浪潮，中央發過五個“1號文件”，直到2002年國家才真正有一部農地承包法。前後加起來，46年時間過去了。
現在是建設用地轉讓權的改革，難度更大。能否抓住這個大機會，我沒有那麼樂觀。
這裏麵的阻力，一是觀念上對土地流轉有根深蒂固的恐懼，二是既得利益太大。如果改不動，就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僵局。
當然，也有巨大的動力。除了市場推動之外，維護現行征地製度、政府當獨家“地主”的成本也越來越高了。比如政府主導的拆遷，成本越來越高，逼著要考慮其他的招數。
最大的希望，還在於第一線的改革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