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財富與權利
數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同期，占全國人口70%的農民，平均收入基本沒有什麼增加。這兩件事情擺到一起，需要一個解釋。在一些人看來，農民收入不過是或大或小的一個數目字，這個數目字，可以由政府的政策主動加以調控。如果這個見解對頭，那麼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的緩慢和停滯，可就要歸於政府無意增加農民收入，或者政府調控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實施不力了。但是，我們不是年年看到，政府總是將增加農民收入列於經濟政策的首位嗎？為了實施諸如糧食保護價這樣的保護農民利益的政策，政府難道不曾花費巨額財政補貼，甚至不惜關閉全國糧食自由市場嗎？
所以，問題的難點是：政府有意提高農民收入，也采取了許多有力的政策措施，但是農民收入的增加還是遠不盡如人意。這個難點固然令人難堪，但它也提示我們，解釋農民收入的變動，不妨到政府意願和收入調控政策以外的領域去尋找答案。讓我們從“收入”概念開始吧。
常識可以回答，收入是掙來的。別人——親戚、朋友、慈善機構和政府——當然可以贈送我們貨幣和實物，但那是別人掙來的。
問一個淺得不能再淺的問題，憑什麼可以“掙”得收入呢？許多人會回答：憑努力。是的，努力是掙得收入的要素。但是，倘若一點“本錢”也沒有，無論多少努力，都在空中曼舞，永遠落不到地上變成收入。最簡單的例證，販夫要掙錢，努力固然重要，但總少不了一小筆用於周轉的資金、一點兒關於怎樣做買賣的瑣碎知識以及或大或小的一些商譽——這些都是本錢。挑夫要掙錢呢？最主要的本錢，恐怕就是他的體魄和腳力。
就是說，本錢是努力的載體。努力是要將本錢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無論如何，任何人離開了本錢，都掙不來一丁點兒的收入。在這個意義上，“一本萬利”或許是可能的，但“無本生意”就是白日做夢。實際上，種種對收入做出了貢獻的“本錢”，被人們忽略了。你的本錢全部是借來的嗎？信用就是你的本錢。兩手空空起家？本錢是時間和生命。
凡是財富，都可以拿來當作謀取日後收入的本錢。要當心，這裏財富的概念，是指對我們人類有用但又稀缺的資源。陽光對人類重要無比，但不是財富，因為陽光不稀缺。因此，沒有人可以省下陽光來當“本錢”。
是的，從當前消費裏省下來的財富，才可能成為掙得未來收入的本錢。在這個意義上，當作本錢的財富就是資本。鑒於資本概念已經被攪得模糊不清，我們不妨回到1907年的費雪：資本就是產生未來收入流的財富。這一句話就夠了，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基本線索：離開對財富，特別是對財富中拿來做本錢的那部分資源的狀況調查，我們無從理解收入。
權利是否清楚界定至關重要
收入是財富（資產）的產出，是否意味著農民收入增長低迷，是因為農民擁有的財富數量太少，或農民財富的價值偏低？是的，平均而言，我國農民可用的耕地很少、實物和金融資產不多、受教育程度很低。本來嘛，說農民收入水平低下與說農民窮是一個意思。貧窮，還不就是財富太少？
但是，從資產價值的角度看，上邊的道理講反了！人人知道，莊稼是地裏長出來的。但是，要是因此說莊稼的價值由土地的價值決定，那就全盤皆錯。事實上，土地所以值錢，就是因為它具有生長莊稼、產生淨收益的能力。一塊土地究竟值多少錢，是由這塊土地未來生長的莊稼所可能提供的淨收益決定的。所以，是產出流的市值決定了財富的價值。
產出的市值，與市場交易大有關係。如果不加入市場交易，在滿足生產者自家的消費之後，產出就沒有太大的價值了。但是在交易的條件下（也隻有在交易的條件下），就可能會“物以稀為貴”！市場並沒有變魔術，關鍵是交易提高了分工和專業化的水平，從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產力。200年來，經濟學來來回回講的就是這套道理。傳統的經濟學隻看漏了一點：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沒有清楚的產權界定，一項產出究竟自用還是出讓、究竟部分出讓還是全盤出讓、究竟出讓的條件怎樣決定，難以抉擇。沒有清楚的產權界定，潛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交易根本無從發生！
這樣聯係起來，財富的權利界定（產權是也）影響產品市值，而產品市值又決定財富的價值。關於這一點的經驗證據數之不盡：贓物賣價奇低，糾紛嚇退潛在的房屋買主，戰亂時期資產價格大幅度跳水。這些都表明，權利清楚界定並被有效執行，其本身是有價的。
以上理論，簡單無比。第一，不能離開財富（資產）來解釋收入；第二，資產的產權界定影響收入的市值，進而影響財富本身的價值。但簡單的概念掌握起來最不容易。不然，為什麼費雪說，“收入是經濟學的第一個字母和最後一個字母”？
由此，我認為解釋農民收入的重點，不是政府的意願和收入調控政策，而是農民財富的產權狀態。比較起來，要是今天我國農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足5%，而政府財政收入占國民所得50%以上，那麼收入調控政策或許還大有用武之地（至於長遠的代價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今天中國的實際情況，使人感到調控政策專家生不逢時。
簡明的理論，隻為調查和分析指明了方向。農民財富的產權狀態，涉及一係列互相影響的複雜事件。為了便於閱讀，我將選取幾項重要事件作為重點。我用來解釋數年來農民收入幾無增長的總線索是，除了耕地使用權，農民財富的產權界定在考察期間沒有實質進展。
放棄農地的代價
農地一旦轉成工業用地或城鎮用地，其市值上升數倍甚至數百倍。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農地的產權主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農地轉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農地產權製度——特別是農地權利的轉讓製度——決定的。
差不多100年來，有一個起源於美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亨利·喬治的理論流傳甚廣。這個理論說，土地從農業轉為工業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會因素使然，與土地的主人沒有關係。因此，如果地主從地價增值中獲利，是不公平的。
當年孫中山先生受該學說的影響很深。作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權”為革命綱領，而且認定必須禁止或限製地權的自由買賣，否則“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將卷土重來。在“中華民國”的政策傳統上，“土地漲價要歸公”一直是一句響當當的口號（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不論“土地漲價歸公”多麼振振有詞，其背後的經濟學卻是錯的。這種經濟學認為，世間各種資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決定的。難道真有“成本定價”這回事？舉我桌上的茶杯為例，如果它從1 000公裏以外運來，難道就比它從1公裏以外運來要賣得貴？倘若“成本定價”的理論對頭，生產者不斷提高成本就紛紛獲利，人類的福利一定低得不值一提。
現在我們遇到的，不過是一個特例：生產成本為零之物，市值突然飆升。一塊農地對於工業、城市的意義，不是肥沃程度，而是——現在房地產商經常講的——位置、位置、位置。農地因“位置”突然身價百倍，而農地之主對於“位置的生產”顯然沒有下過任何本錢。他們可以從土地溢價中取利嗎？
可以的。因為農地主人對土地增值有一項重要貢獻，那就是“放棄”農地的使用權。想想看吧，要是地主不放棄土地使用權，工業家、地產開發商、城市規劃官員們相中的“位置”，增值從何談起？
放棄一項權利，要有代價。這個道理不難明白。農地的主人本來可以通過使用農地而獲得收入，要他放棄使用，他就沒有了那筆收入。因此，“由自己使用農地的所得”，就構成了放棄使用權的代價。你不出一個合適的價錢，他橫豎不會放棄本來可以有所得的農地使用權的。
比較不容易明白的，是產權的主人隻有在他認為“值”的條件下，才接受別人的出價而同意放棄使用權。在真實世界裏，值或不值，是頭等大事，不可以不講清楚。拋磚引玉，我先講三點。第一點，麵對同一個出價，張三說值，李四說不值，他們兩個都對。這就是說，值還是不值，是非常個體的、主觀的判斷。不明白這一點，經濟學沒法入門，因為像邊際、比較優勢這類概念，都以個體的、主觀的判斷為基礎。這是經濟世界不同於物理世界的地方，值得講究“科學”者特別當心。以為掌握了經濟學，就可以替別人、替“社會”作判斷，是走入歧途。
第二點，一支鉛筆5毛錢，買者認為值，是他認為得到的鉛筆對他而言，高於他所付出的5毛錢。對於賣者呢？值就是他所得的5毛錢，高於他為生產這支鉛筆的全部支付。一筆生意成交，雙方都認為值，這是市場經濟最令人著迷的“戲法”。
第三點，按照各方認為值的原則成交，所謂“資源配置”才有效率。這是因為，賣者放棄使用換取收益對賣者更值，而買者放棄收益換取使用對買者更值。普遍照此辦理，那就是，不論資源歸誰所有，非落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手裏不可。商業世界，熙熙攘攘，“倒買倒賣“，不亦樂乎，講到底，就是不斷在發現誰能夠更有效地利用資源。
所以，工業化和城市化要占用農地，僅僅“補償”農民失去土地的代價是不夠的。要證明土地被用於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更有效，最簡單、可靠的辦法，就是占地者的出價，要高於農民自己種地的收益。唯有這樣一條簡單的準則，才能普遍有效地利用土地。
人們也許有疑問，補償要高到農地的主人認為值的程度，不會損害工業化、城市化嗎？看看曆史吧。西歐、北美、日本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領先全球，土地製度都是清楚的私人所有、自由買賣、按市值成交。難道1700年的英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25%，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結果？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工業化、城市化大有苗頭，難道與廢除封建土地製度、由法律保障土地交易無關？
被叫作“資本主義”的經濟裏麵，香港是一個例外。因為是殖民地，香港的土地曾經全部歸英國女王所有。為了在國王的土地上發展經濟，香港發明了一個“土地批租”製，由政府主事，讓工業家、地產批發商競標購買一個時期內的土地使用權。政府“批”出土地，得到收入；業界得到清楚的、可以再度交易的土地使用權。
不料政府當“地主”，也可以別出心裁。為了獲得更多一點財政收入，香港政府特意控製土地的供應數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規劃”出一塊土地，因為市場競價不理想而收回，待來日再批。看到被當地人稱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樓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為香港的土地資源已經耗盡。事實上，港九島上未開發的土地還有70%強！
如此一來，我們東方之珠的地價就在全球稱王。是的，香港的稅法簡明而所得稅率很低，連弗裏德曼都說過值得美國學習。但是，香港政府通過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稅”，在資本主義經濟裏舉世無雙。香港要不是具有區域性的市場經濟製度（特別是金融製度）的競爭優勢，那樣天價的土地市場無論如何是撐不住的。
好在香港沒有多少農民，無論土地製度如何，與農民收入沒有大的關係。中國內地有9億農民之眾，農地轉非農用地的製度在孫中山的“土地漲價歸公”、斯大林的國家工業化以及人民公社集體製等傳統之上，又引進一套香港批租製，實在茲事體大。
“國土製”剝奪農民
按照現行土地製度，農地一旦轉為工業或城市用地，就由“民土”（農民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變為“國土”。在工業化、城市化急速推進時期，這一事件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