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在時人和後人眼裏，一直是個清廉但不諳人情世故的官場怪物。但他對張居正這一針見血的評論，卻表明他實在是個深諳曆史遊戲的官場真正第一高人。那就是統治整個國家和影響曆史的不是真正有功於社稷的“大功”，而是那些留傳於後世被儒家珍視的“節操”牌坊。
張居正死後，許多官員爭相拿這一條來彈劾他的罪證與過失，那些官員們奔走相告。而海瑞死後，南京十萬市民自發罷市，以此紀念這位大明王朝的模範官員。
冷暖兩世界，海瑞死後的顯赫，正襯托出張居正的寂寞。是改革者的宿命，還是張居正的悲哀？
張居正的這份極具政治構想的《陳六事疏》送到穆宗麵前，這個文弱的帝王看也沒看，便由內監轉給了首輔李春芳。經曆過人事的多次更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已經成為李春芳的處世哲學。張居正的奏章不聲不響地再次被束之高閣。
張居正很憤怒，但是也無可奈何，畢竟自己資曆尚淺。這時候他想到了昔日的政治盟友高拱。
經過兩人的精心策劃，一個用高拱取代李春芳的機會來了。張居正聯絡當時的司禮太監李芳，很快扳倒了由李春芳把持的內閣。高拱複出，入閣擔任首輔。
張居正天真地以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高拱相同，憑借自己的迎立之功，應該可以和高拱密切配合，共理朝政，施展自己一直未能實行的政治抱負。
經曆短暫的蜜月期後，高拱很快感受到了來自張居正虎視眈眈的威脅。由於高拱也曾是穆宗龍潛時期的講讀官，穆宗對高信任有加，張居正對高拱也無可奈何。他隻能像一隻假寐的老虎重新等待一個時機的降臨。
角逐權力巔峰
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終於來了。
隆慶六年，對政治早已厭倦的三十六歲的穆宗走到了生命的終點，臨終之際，內閣中的張居正和高拱一起站到了這個一生文弱的帝王麵前，接受了遺詔，成為後來曆史上有名的萬曆王朝的顧命大臣。
穆宗一死，大明的政權落到了內閣首輔高拱手上，高拱一改以前小心翼翼的態度，也開始專權，頤指氣使地代替小萬曆皇帝處理朝政。
神宗即位的第六日，一台角逐政治權力的大戲又上演了。
為了實現專權的願望，高拱想讓太監陳洪任掌印太監。高拱天真地把這一想法告訴了早已對他心存芥蒂的張居正，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一提議得罪了當時一心想爬上此位的深受皇太後信任的另外一個太監馮保。
政治嗅覺異常靈敏的張居正立刻抓住這唯一可以扳倒高拱的機會，連夜派人把高拱的這一提議告訴了尚不知內情的馮保。
第二日，神宗的母親，也就是皇太後罕見地臨朝了。這時候，一向口無遮攔的高拱的一句實話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馮保以高曾說過“一個不到十歲的小皇帝，怎麼能夠治理國家”為由，揭發高拱有“不臣之心”，當朝請求太後臨機專斷，罷了他的官。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高拱最後隻得接受“回籍閑住，不許停留”的聖旨踉踉蹌蹌地回到了鄭州老家。
張居正理所當然取代了高拱首輔的位子。此後，他和宦官馮保進行了長達十年榮辱與共的政治結盟，內閣的權力一天都未從他的手中脫落過。他也迎來了他另外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主人李太後。
既生張，何生高。政治的殘酷，一山不容二虎，往往就是這樣的無情。高拱的失敗，因為他雖有張居正的才具，卻缺少了張居正的權謀。
他們是惺惺相惜的知音，因為有著共同的才能與天下的情懷，他們也是互相致力於將對方一劍封喉的對手，因為他們有著你死我生的權力搏殺。
六年後，高拱帶著失敗的傷口在河南新鄭離開了人世。聽到高拱去世的消息後，張居正心潮起伏，他在給弟弟信中寫道：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
也許是感覺生前對高拱的虧欠，也許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複雜情感，高拱死後，張居正應高家人的請求，親自給高拱寫了墓誌銘。
三十五年後，當年湖廣巡撫顧璘眼中的“有宰輔之才”的文學才子張居正以少帝之師，出任首輔，終於登上了他的個人權力頂峰。
變法大幕緩緩開啟
“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這是張居正的入職宣誓。
屬於張居正的時代來臨了。一場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來曆史進程的改革馬上就要開始。
時勢造英雄，也造悲劇。張居正開始了他榮辱斑雜的權力生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即將出現，盡管曆史在這裏打了個彎便折了回去。
張居正的出現，也隻是這個已經瀕臨死亡奄奄一息的龐大帝國的一次回光返照，但是這個名字伴隨著大明王朝一起走到了曆史的最前沿。
那時候的大明，完全是個爛到根子裏的燙手山芋，整個政權搖搖欲墜，經曆了嘉靖帝當政四十五年的折騰和穆宗六年的碌碌無為，整個官場綱紀鬆弛，貪汙腐敗已經嚴重侵蝕了這個帝國的肌體。北方俺答汗勢力蠢蠢欲動，一直等待時機窺取中原，加之財政日益匱乏，可謂內憂外患。
今天我們仍可從著名模範官員代表海瑞的上疏中一窺當時已經觸目驚心的朝政。海瑞在給嘉靖帝的上疏中直言不諱地批評說：
陛下銳意精心治國時間不長，就被狂妄想法牽涉過去，反而把剛毅聖明的本質誤用了。以致說遐舉可成，一心一意學道修行，傾盡民脂民膏，用於濫興土木工程，二十餘年不臨朝聽政，使得法律綱紀已經廢弛了。多次施行賣官鬻爵，毀壞了國家名器。二龍不能相見（指嘉靖帝聽信方士的讒言，天子之間不能互相見麵），使得人們認為您不顧及父子親情。因猜疑而誹謗殺戮侮辱臣下，人們認為您不顧及君臣之情。享樂在西苑不返回大內，人們認為您不顧及夫妻之情。官吏貪汙驕橫，百姓無法生活，水旱災害經常發生，盜賊滋生。請陛下想想今日的天下，究竟成了什麼樣子？
海瑞所說的這些，那時身為朝中重臣的張居正也都看在眼裏，他沒有采取像海瑞冒死進諫的激進做法。他像徐階一樣，不動聲色地等待機會。深諳權術的他當然知道，激進和正直的人格操守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反而會傷了自己。這樣的人，終究是王朝的點綴，可敬，可怕，不可效法。
因了這樣的想法，張居正後來站到了權力中樞的舞台，他也一直對大明這個模範官員海瑞棄而不用，一罷十六年。直到張居正死後，海瑞才被人想起，被委任為陪都南京一個有名無權的虛職作為帝國清明政治的點綴。
張居正死後四年，也就是萬曆十五年，大明官員優秀模範標兵海瑞病死於南京任上，死後極盡哀榮。
明代另外一個精神異類，著名的思想家李贄對海瑞的評價則是“先生如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棟梁”，可謂入骨三分。
而李贄卻對張居正不吝溢美之詞，“宰相之傑”便由此而來。李贄最後也因為“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北京通州被逮捕，不久自己割喉而亡。大明這個怪胎裏生產出的三個當時令世人側目的異類，竟然因為政治而交集在一起，實在是罕見的。
現在輪到張居正的機會終於來了，盡管連同首輔位置還有一個千瘡百孔的大明江山。
張居正一升任便從輿論著手，他關閉了全國書院，禁止儒生們自由講學，全國學界一時噤若寒蟬。
“謀在於眾，而斷在於獨”，他毫不在乎政敵們投向他霸權專製的口水。政治的擔當，他拿得起，也放得下。
清除了外部的輿論後，深諳曆史改革成敗的張居正吸取了以往曆代改革尤其是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教訓，決定先從政治官場改革開始，然後再推行到經濟領域。
其實，政治體製改革在新中國並非新鮮事物，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經提出來了。而把政治體製改革列為改革大業的決定性因素，也是“古已有之”。
鄧小平早在1986年6月28日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就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會遇到人的障礙。”
張居正深知，如果不能夠有效整頓綱紀，改革的保守勢力將會產生很大的反彈，改革的任何經濟決策在地方上都不能夠得到真正有效的貫徹執行。
在皇太後的鼎力支持下，張居正首先利用京察的機會，把一批屍位素餐的官員罷了職，先後征召了政治上比較傾向於自己的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入閣協助自己。接著又提拔了一批堅定執行改革的中層幹部，如譚倫、戚繼光等重要的改革務實的幹將，組成一個部會與地方領導構成的輔政班子。
人事布局完成後，張居正以嘉靖帝遺旨為由，公開宣布革新政治。和王安石相比，這是張居正的高明之處，那些反對派們也無可奈何。
新政采取分步走的策略，張居正知道，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先探索，積累一定的經驗，然後以強有力的行政命令迅速執行。
第一步開始精簡百分之二十的官員，分流的官員自謀職業。
第二步製定考成法，問責官員。每個月都要對官員進行考核，有點類似今天的市場銷售人員，官員的去留嚴格按照考成法去執行，考成法後來成為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的殺手鐧。考成法的出現是張居正對於曆史的一個貢獻。我們今天許多單位的績效考核，公務員考核的許多條例都可以在張居正的考成法裏找到影子。
第三步，為了加強中央政府的領導，保證政令的暢通，調整強化了六科的地位與權力。六科搖身成為今天的組織部和紀委，考成法的實際執行監督者。以內閣控製六部，在六部中設立六科，再以六科控製六部。
六科的設立，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辦事效率。具體做法是，要求把六部按照考成法，把要辦的事情一條條登記造冊，一式三份，分別存本部、六科、內閣。
通過這樣的權力重新梳理，張居正利用六科牢牢控製了六部，使得六科在以後推行一係列改革中，成為變法中最直接的監督者與執行者。
四百年後，同樣因為用鐵腕手段推動改革而引起爭議的改革明星昆明市委書記仇和，也借鑒了張居正的做法，他甫一上任，便勒令會上一打瞌睡的招商局副局長辭職。
他到昆明的第一個引起爭議的舉動就是將黨委係統的兩個強力部門—組織部、紀檢監察部進行強化，使之成為經濟發展的發動機。
在一次治理滇池汙染的公開活動中，仇和再次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汙，治汙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建議。
不久，仇和改革現在的監察製度，昆明市紀委、監察局派出的十四個紀工委監察分局正式掛牌成立。紀工委監察分局的人權、事權、財權由市紀委、監察局統一管理，人員統一調配，工作統一安排，後勤統一保障，提高了紀檢監察機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也正因為如此，仇和的各項改革措施，才在昆明得以不折不扣地推行下去。
許多年以後，曾經在沭陽強勢改革的縣委書記仇和談論起張居正，不無感慨地說：“天下最真實的官有兩個，一個宰相，一個縣官。”
圍繞張居正考成法和六科，發生了在當時看來的一件大事，這件大事影響深遠，後來張居正死後命運發生驚天逆轉，都能夠從這事中發現端倪。
張居正的一個學生叫劉台的彈劾他說：張居正整天打著因循祖宗之法的幌子，實施考成法以後，地方官辦事不力有六部糾正，六部辦事不力有六科糾正，六科不力則由內閣糾正。過去的規矩，是沒有這一條的，內閣隻是個輔助皇上的智囊機構，現在張居正這麼一搞，大明帝國官員的命運都捏在了內閣手上，難道祖宗的法度真是這樣的嗎？
憑心而論，劉台說的是實情，張居正早期的政治改革，為了保證改革的成功，他采取了和王安石截然相反的措施，換藥不換湯。從實際作用上來看，張居正無疑是成功的，不像王安石一開始就大張旗鼓地要更改祖宗之法，遭到了反對派的重創。
接著，劉台話鋒一轉說：張居正專權三四年來，大肆受賄，私用張四維等人。張四維是個什麼人呢？在翰林院時候，名聲就一直不好，這個人善於投機專權，巴結鑽營權貴，政治品格反複無常，一切都是為私欲。這樣的人一點都不可靠，張居正早就了解這些，為什麼要重用他呢？如今，官員們都怕張居正甚於皇上，陛下應該控製內閣的相權，增加自己的皇權。否則皇上以後怎麼辦事呢？
上疏送到了十四歲的神宗手上。早在登基之初，小皇帝要請編著《穆宗實錄》的臣工們吃一頓飯，張居正以浪費為由拒絕了神宗的這一提議。
劉台的奏疏一出，朝野立刻議論四起。這個時候的張居正決定以退為進，以此強化自己的威權，他要測試一下太後對於自己改革的最終態度。第二天，他向神宗提出了退休回家的請求。
小皇帝未置可否，“否則皇上以後怎麼辦事情呢”，他把這個問題拋給了自己的母親，私下裏他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十四歲的帝王，該是親政的時候了。
太後以小皇帝年幼無知拒絕了張居正要求致仕的想法。知道了太後的底牌後，張居正知道，權力是改革的保證，為了取得絕對的權力，走上層路線必不可少，他要利用這件事樹立鐵腕專權。他再次上疏，請求退休。
他說：如今皇帝年幼，還在學習。我受先皇的重托，輔助朝政，沒想到招來這麼大的怨恨，我不是貪戀專權，我是替皇上行政。
小皇帝看事情搞到了這樣無法收拾的地步，隻得再次下詔予以慰留，並對劉台進行處罰，以安慰張居正。
經曆了劉台事件後，張居正以代王攝政的名義，進一步加強了他的集權統治。在輿論上，他對書院從招生到講學的內容都進行了嚴格的限製和政治審查，一旦發現有議論反對新政者，立刻予以取締。
萬曆四年，著名學界領袖何心隱因為經常抨擊朝政而遭通緝，三年後，被湖廣巡撫亂棍打死。臨死之前，何心隱對巡撫說：汝安能殺我，亦安敢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
盡管李贄對張居正的政治才能讚譽有加，但是對於這件事情也頗有微詞，認為張的這一做法，無疑是違背人心民意。
張居正采取的這些文化專製，為他一生的聲名帶來了巨大的負麵影響，他從曾經的一個儒生學子，為了權力的需要，放棄了人文情懷的理想，選擇了更為實用的法家之路，走上了儒學的對立麵，直到今天，他仍然被攻擊。但無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這一切也為他後來推行一條鞭法掃清了政治障礙。
改革的路徑到底是法家還是儒家，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著巨大的爭議。
仇和在昆明推動的一係列改革也遭到了部分學者的批評，認為他的許多做法完全是違背現行的法律框架，是在蠻幹。對此，仇和並不諱言：他就是要用人治推動法治，用不民主推進民主。
值得一提的是，仇和曾經也是個十足的文學青年，隻是多年的政治生涯，文學的情懷已漸漸隱去。
正如劉台在彈劾疏裏所說，張居正的進一步專權，日益與皇權產生了矛盾，幾年後也深深刺痛了已經有獨立主張的神宗的神經。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政治絞殺也隻是個時間問題。
劉台也一語成讖，不僅如此，當年重用的張四維最後果然如他所言，不甘久居於張居正之下，張居正死後，張四維立刻反目，成為神宗清算張居正的堅定執行者。
以至於他的大兒子張敬修在被逼自殺的遺言中泣血寫道：“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張鳳盤（張四維），今張家事已完結矣。願他輔助聖明天子億萬年也！”
張居正用了三年完成了政治改革的架構後，大明沉悶的政治氣氛開始漸漸清晰起來。
強力推行一條鞭法
政治改革的調子定好，張居正開始了波瀾壯闊的經濟改革。“不加賦而上用足”，在確定實行西漢財政大臣桑弘羊這一經濟主張後，他大刀闊斧的采取了開源和節流雙管齊下的方針。
萬曆三年，張居正決心整頓沉屙已久的官辦特大型機構——驛站。
張居正經過調查後規定：一，非軍國大事一律不得使用驛站；二，驛站接待規模隻能是三菜一湯，不許送禮，任何人不得要求提高接待規格；三，實行通行證實名製，嚴禁轉借他用。
政令頒布後，全國大批的官員因為違反規定，受到革職處分，全國公款吃喝之風為之一轉。可惜張居正死後，由於以神宗為首的中央政府權力不受製約，帶頭大肆公款吃喝，到了明朝末期，變本加厲，一個王朝的氣數也盡了。
萬曆五年，已經過了親政年紀的神宗皇帝想表達對兩宮太後的孝心，準備替母親修葺一下已經破損的宮殿。
張居正得知消息後，立刻以帝師的身份加以阻止，並諄諄告誡自己的學生說：治理國家，一定要本著節儉的原則，現在國家正是用錢的時候，我查了下，兩宮太後的宮殿三年前修葺的，現在應該還是可以住的，我看現在還是等等再說吧。一句話把神宗頂了回去。迫於老師的威嚴，十五歲的神宗不動聲色，他已經把老師張居正權謀之道學得遊刃有餘。
“先生忠言，已奏上聖母，停止了”，太監向張居正口授了小皇帝的意旨。不可否認的是，張居正在宮廷內部的節流成績顯著，但這也為他被政治清洗埋下了禍根。
後來神宗的大肆斂財，好貨成癖，正是來源於青春期對張居正過度節儉的反抗。
神宗甚至為此最後走火入魔。一個有名的例子是萬曆三十年，一日神宗病重，自以為時日不多，便吩咐太監傳聖旨，一律取消自己發明強加在老百姓頭上的各種繁雜的稅目。哪知道第二天自己病情好轉，便要回了那道已經發出去的聖旨，於是稅收照舊，照舊民不聊生。
在節流的同時，張居正運用考成法，動員國家機器，重點打擊那些貪汙受賄的官員及惡意偷稅漏稅的大戶和財團。
萬曆四年，張居正為了推行一條鞭法，首先選擇在他的家鄉湖廣地區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普查，然後開始探索新法實施的可行性。
一條鞭法是中國賦稅製度一次劃時代的變革，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借鑒意義，即便是在張居正死後被清算後，一條鞭法仍然沒有人亡政息。它使得大明帝國在萬曆一朝以後繼續苟延殘喘了半個世紀。
其實一條鞭法並不是張居正的首創，最早徐階在嘉靖四十五年時在南方就開始了實驗。
經過高拱當政時期的進一步推廣，張居正在龐尚鵬、劉光濟、海瑞在浙江、福建、江西、江蘇等地實驗的基礎上，經過逐步地完善加工修改，再三的權衡利弊，先在自己的家鄉湖廣全省推行，等到有一定的成效後，最後決定從萬曆七年開始向全國全麵推廣開來。張居正政治生涯最為隆重精彩的大幕開啟了。
一條鞭法的核心內容分為三部分：
（1）清丈土地，擴大征收麵，使稅負相對均平。針對當時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稅減的情況，隻有從清丈土地入手，才能做到賦役均平。僅據部分清丈的結果，就增加了大片土地，使不少地主隱瞞的土地繳了稅。
（2）為統一賦役，限製苛擾，使稅賦趨於穩定，實行一條鞭法。以前是賦役分開，賦以田畝納課，役以戶丁征集，賦役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貢之類的額外加派。實行一條鞭法以後，全部簡並為一體。將役歸於地，計畝征收；把力役改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由於賦役統一，各級官吏難以巧立名目，叢弊為之一清，使稅賦趨向穩定，農民得以稍安。
（3）計畝征銀，官收官解，使征收辦法更加完備。我國封建田賦，唐以前基本上都是征實。唐代兩稅法雖以貨幣計算，但繳納仍折實物。宋代征稅，隻是偶有折銀。元代科差雖行色銀，但積糧仍為穀粟實物。唯自明代一條鞭法實行以後，不僅差役全部改為銀差，而且田賦除蘇杭等少數地區仍征實物以供皇室食用之外，其餘也均已一律改征折色，即折為色銀。與此同時，賦役征課也不再由裏長、糧長辦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繳入庫。從此，不按實物征課，省卻了輸送儲存之費；不由保甲人員代辦征解，免除了侵蝕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以後，曾經改變了財政曆年虧空的局麵，出現了“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的富裕情景。大明帝國從死亡的絕境中開始舒緩了過來。
但是，十幾年以後，由於神宗肆意搜刮，宦官弄權侵蝕，於田賦之外多次加派“遼餉”，新的稅製又被完全破壞了。
直到清朝雍正年間，為了扭轉財政的困境，準定在張居正一條鞭法的基礎上，實行攤丁入畝。
導演奪情大戲
就在張居正把所有的政治激情與智慧投到由他親自推動的這場轟轟烈烈的社會變革中時，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萬曆五年，張居正父親張文明死了。
這個看上去一點都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死，演變成朝野的一次對決，也差點改變了帝國的命運。
盡管最後，張居正依靠皇權的支持，依靠自己的專製取得了勝利，但由此帶來的政治震蕩卻波及深遠，他也最終被送上了曆史萬劫不複道德的絞架，連著他生前的所有榮耀被一起埋葬。
按照帝國的規定，自己嫡親的祖父母、父母去世即“丁憂”，在朝的官員必須棄官回家守孝二十七個月。但也有例外，皇帝如果考慮到國家特殊的情況，一般會采用“奪情起複”，也就是剝奪官員丁憂的權利，重新起用為國家盡忠。
深諳權謀的張居正當然知道，這個時候，他是萬萬不能夠離開內閣的，否則自己幾十年的政治心血將付諸東流；而自己又不能夠隱瞞父親的死訊，否則王安石改革時代起用的李定瞞父死訊不報而遺臭千年，便是自己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