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6月20日，帝國最高領袖萬曆皇帝的孫子明熹宗親自主持，一場聲勢浩大的最高級別冤假錯案的平反活動，在北京紫禁城裏隆重舉行。
這一天京城裏皇親國戚，文武四品以上六部班子大臣，悉數登場。一位年過八旬拖著半條廢腿的老人，也來到了殿上。當聽到皇帝下詔“給張居正恢複名譽，但不恢複誥命”時，這個監察係統一把手叫鄒元標的老人，泣不成聲。
在經過了漫長的朝野與民間輿論爭議後，張居正這個一直讓帝國最高統治者們頭疼的名字，終於在這個冤假錯案製造者萬曆離開人世兩年後，由他的孫子熹宗以替其部分平反而暫告一段落。
這一年是天啟二年，而這一大幕中的主角張居正已經深埋地下近一個甲子了。
張居正，這個大明王朝曾經如雷貫耳的名字，隔了四百多年的風雨，直到今天，也沒有散盡曆史的餘溫。
在今天的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一個普通院子裏，這裏曾是張家的故地，也就是其當時購置的張家台“樂誌園”舊址。
院子裏，這個顯赫一時的人物，如今在這裏已經靜靜地安睡了幾百年。
院子外，人來人往，現在已經成為當地著名旅遊景區——“張居正紀念館”。
一條以他的號命名新建的“太嶽路”貫穿而過。現實與曆史就這樣恍然相連了。
在大明帝國風雨飄搖之際，張居正臨危受命，他處心積慮地經營，官至內閣首輔，大權獨攬。他不擇手段地輔助幼主，革故鼎新，重振綱紀，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力挽狂瀾，使得大明這艘滿目瘡痍的巨船，繼續得以苟延殘喘了半個世紀。
這個大明曾經權傾天下的重臣，本以為依靠自己的聰慧和手腕，可以走出中國曆史改革者的宿命，可他終究還是成了曆史的奴隸，沒有走出改革定律的桎梏。
張居正死後不久，立刻遭來百官彈劾，攻擊他是貪戀權位的不孝之子，是中飽私囊的的好色之徒。
最後，那個曾視他為父親的乖巧學生萬曆皇帝，一道聖旨扔下，令籍其家。那些曾追隨他的同謀者，也一一被清算出權力的中樞。
“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願；謗滿天下，亦未必不為偉人。”他到底是一個過在自身的宰相之傑，還是一個功在社稷的悲劇改革者？
少年才子的遠大誌向
嘉靖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37年。
湖北武昌，看似平常得不能夠再平常的三年一度的鄉試，正在這裏如火如荼地舉行。
那天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少年秀才，吸引了時任湖廣巡撫顧璘的目光。這道目光穿越過歲月的車輪，一起定格在了這個叫張居正的少年身上。
看了這個少年的文章，這個有著“金陵才子”之稱的顧巡撫感歎道：這個孩子將來必有治國的相才，可以和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朝宰相李泌相比。但是因為這個孩子太年輕了，現在必須給他一些挫折，磨煉下他的意誌和才具。
曆史把推動時代進步的重大任務，放在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身上，實在是罕見的。也許張居正真正的傳奇人生，開始於這一年顧璘把目光投向他羸弱身影的那一刻。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
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
這一年，十三歲落選秀才張居正寫下了這首以詩明誌的《題竹》。
顧璘說得沒有錯，三十五年後，正是這個當初被他棄之不取的落榜秀才，一肩挑起了大明帝國岌岌可危的江山社稷。
三年後，這個帶著失敗恥辱的不甘少年再次踏進了武昌考場，他取得了他父親張文明窮其一生都未能夠得到的舉人身份。這一次，顧璘親自接見了這位少年才子。
這個後來影響了張居正一生的人生老師告誡他說：古人都說大器晚成，這是為中材說法罷了，當然你不是一個中材，上次因為我的話，而耽誤了你三年，這是我的錯誤。但是我希望你要有遠大的抱負，你要去做中國曆史賢相伊尹，不要隻做一個年少成名的文士秀才。
剛開始，人們以為張居正隻是一個在詩酒風流中纏綿的張家才子，這是他第一次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曆史，有時能夠因為一個人的努力而被改寫。顧璘的有心之過恰恰成全了這個後來經天緯地的男子。
即使在許多年之後，已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這位內閣首輔，回憶起許多年前這一幕的時候，內心仍然充滿了對顧璘的感恩。
張居正在一次給友人的信中深情地回憶說：當年顧先生對於自己的知遇之恩，用心良苦的栽培，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忘記。以死相報的念頭，一直在自己心中埋藏，不敢忘卻。
嘉靖二十六年，也就是1547年，已經名揚湖廣的青年才俊張居正，經過朝廷層層選拔之後，跨過那道窄窄的皇宮的門檻，以新科進士第二甲的身份到了進入中樞內閣的必經之處——翰林院。
在翰林院經過一年的庶吉士的實習生涯後，張居正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編修。他從此正式踏上了波瀾壯闊的改革和個人命運沉浮交纏的政治生涯。
這個整日埋首於整理曆史檔案毫不起眼的七品芝麻官，張居正一幹就是五年。可以想象的是，這五年致力於中國曆史梳理的工作生涯，使得他對於曆史的興衰與權謀之道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
朝廷發生了一件大事
嘉靖二十七年。這一年，朝廷發生了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正直清廉的內閣首輔夏言被當時次輔嚴嵩迫害致死。
嚴嵩如願以償坐上了首輔的寶座，當時許多朝中的大臣敢怒不敢言。這時一個叫徐階的人也邁進了內閣。
夏言的死，對於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來說可謂刻骨銘心，這是對張居正曾經一直固守的儒家文化的一次自我震蕩，也對他後來拋棄儒家治國的理論以及自身人格裂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夏言和嚴嵩的權力派係鬥爭中，一個小小的新科進士是根本沒有任何發言權的。
張居正開始清醒地意識到，在這樣的環境裏，自己該怎麼生存，怎麼樣從容地進退，而不傷了自己。他也開始像蝸牛一樣，不停地伸出政治的觸角，開始向嚴嵩獻上諂諛之詞。
嘉靖二十九年，嚴嵩七十大壽。張居正寫了這樣一首赤裸裸的詩來表忠心站隊伍。
握鬥調元化，持衡佐上元。
聲名懸日月，劍履逼星纏。
補袞功無匹，垂衣任獨專。
風雲神自合，魚水契無前。
另一麵張居正也積極和徐階暗中串聯，尋找各方利益的保護。徐階是上海鬆江人，此人老謀深算，不像夏言那樣鋒芒畢露。他在表麵和嚴嵩沆瀣一氣的同時，正在暗中聯絡倒嚴的政治力量，等待時機。許多年後，也正是在徐階的精心關愛和栽培下，張居正才走上了權力巔峰。
嘉靖二十八年，目睹了殘酷鬥爭的二十五歲的翰林院編修張居正，開始了政治生涯的初試啼聲。熟讀曆史的他仿效漢朝賈誼，信心滿滿地給嘉靖帝寫了他生平的第一份施政綱領《論施政疏》。
在這篇奏疏中，張居正委婉地提出了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也分析了症結的根本。奏文寫的有條有理，情真意切。
哪知道一心沉迷於修道的嘉靖帝，看也沒看，便把這道極具價值的奏文轉給了內閣首輔嚴嵩，嚴嵩正忙著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根本沒有心思搭理一個剛剛出道後生的政治建議，張居正奏章最終石沉大海。
這樣的打擊對胸懷天下的張居正來說是可想而知。從此以後，在嘉靖當朝剩下的時間，他從未就國家的時政上過任何隻字片言。隨著嚴嵩的專權，朝野之間的鬥爭越來越趨向明朗激烈。
嘉靖三十一年，張居正的同榜進士楊繼盛以天下社稷為重，不顧嚴嵩提拔自己的知遇之恩，向嘉靖提出了彈劾嚴嵩父子的十大罪狀。輿論一時嘩然，廟堂之上的正義之士奔走相告。他們天真地以為倒嚴的時機已經成熟。
然而，頗具手腕的嚴嵩利用彈劾自己的奏章，成功地把全部焦點轉移到嘉靖帝身上。楊繼盛最後被逮捕入獄，很快被腰斬棄市。
楊繼盛的鮮血再次撥動了張居正的政治神經。這時候的張居正，骨子裏仍然是一個熱血的儒生學子，但是政治現實的無情卻把他壓迫得無處逃遁。
這一年，二十九歲的文學青年張居正仿照曹植寫下了這首《擬西北有織婦》。今天我們透過這首通篇以情比興的詩，仍然能夠清晰地感受到這個青年人身上當時誌存高遠的政治熱度。
西北有織婦，容華豔朝光，
朝織錦繡段，暮成龍鳳章。
投杼忽長籲，惄焉中自傷。
綿綿憶遠道，悠悠恨河梁，
遠道不可見，淚下何浪浪。
春風卷羅幔，明月照流黃，
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
安得隨長風，翩翻來君傍，
願將雲錦絲，為君補華裳。
幸而當時的掌權奸臣嚴嵩正忙於清算他的對手，或者是張居正的馬屁起了作用，亦或許在嚴嵩的眼裏，他就是個詩酒風流的才子而已。嚴嵩根本就無暇顧及這個荊州才子這樣的詩。張居正這邊卻望眼欲穿，他在那裏等待江南來的長風，希望有一天把他送進內閣的通道。
張居正不動聲色地看著他的政治盟友兼老師徐階的身影。這時候的徐階，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依然是“內抱不群，意欲渾跡”。
那時的張居正和今天的許多有為青年一樣，仕途的不得意，讓他們對官場心生倦意。他一直在兩個對立的權力派係間遊走，道德與生存、儒家與權謀的法則，一直在他腦中糾結。夏言、楊繼盛的死，更讓他深感恐懼。
第一次辭職還鄉
次年，剛過而立之年的張居正以自己喪妻為由，心灰意冷地向自己的政治知音徐階寫了一封告別信，準備告別官場這個是非之地，回到故鄉湖北的江陵。
張居正在信中仍然沒有忘記對時局的分析，也委婉地提出了對於徐階的批評，批評老師為了自己的利益過於自保。信的結尾說：
“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於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祿，不求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元覽，抗誌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眾，則身重於泰山，言信於蓍龜，進則為龍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
徐階還沒有來得及辯解，三十歲的青年才俊張居正就掛冠而去了。他的這一走，看似無奈之舉，卻是玩弄權謀以退為進的高明之策，一方麵躲開了派係的鬥爭，又誰都不得罪，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另一方麵，他開始有更多的時間進行最基層的廣泛接觸和調研。他把政治試探的觸角再次退縮到自己的內心世界裏，退回到他的自我蛻變中，積蓄力量。他在等待一個英明的君主，等待一個嚴嵩倒台自己複出的契機。
就在徐階和嚴嵩鬥得熱火朝天的時候，遠在荊州的張居正也沒有閑著。表麵上他已經對政治不感興趣，放縱於山水之間。可時局的發展，他一直在密切關注。
《明史·張居正傳》裏就曾提到這一段時期的張居正，終日把把自己關在家裏，不見外人，一直在研究曆史各個朝代的興衰存亡之道，以尋求破解當時的政治困局的辦法。
也正是在這沉潛的三年中，張居正對政治和社會現實的認識，比起他嘉靖二十八年的上疏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他逐漸認識到，要解除民眾的痛苦，便要減輕百姓的負擔。嘉靖當政三十年來的最大負重，便是國防經費的支出和皇室的奢侈浪費。這一深刻的認識也成為他以後執政改革變法的重心。
嘉靖三十六年，接到徐階要他回京工作的信後，三十三歲的張居正目光如炬，百感交集地寫下了這首影響了他一生的《割股行》：
割股割股，兒心何急。捐軀代親尚可為，一寸之膚安足惜。膚裂尚可全，父命難再延，拔刀仰天肝膽碎，白日慘慘風悲酸。籲嗟殘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憐。我願移此心，事君如事親，臨危憂困不愛死，忠孝萬古多芳聲。
從此以後，張居正十九年不曾看到父親一麵，父親死了，不奔喪，不守製，不顧一切人的唾罵；政權是他唯一的戀人，政權是他報國的機會。“欲報君恩，豈恤人言”，環顧四周，張居正大聲地吼著。
《割股行》的問世，意味著張居正對曾經一直堅守的儒家學說與道德開始了雙重放棄。他用這篇人生宣言宣告了三十三歲之前的張居正的死亡，這也是他五十八歲人生曆程的一個分節點。一個文學青年開始在現實政治的取舍的壓力下，開始蛻變為一個政治家。他的一生，從此也嫁給了政治這具冷血動物。
複出後的權力迷戀
對於張居正的複出，他的一些朋友很不理解，當初那個一心沉迷於山水之間的張才子這麼就不見了。
對於周圍的這些議論，他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給出了這樣的一個解釋：長安棋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京師十裏之外，大盜十百為群，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
他接著寫道：非有“磊落奇偉之士”出來，“大破常格，掃除廓清”，就不足以挽救這個局麵，而我就是一個磊落奇偉之士，我將來就要大破常格，掃除廓清，我要有一番作為……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張居正帶著蛻變後的一身輕鬆，再次信心滿滿地踏入了已經暌別三年的京城，投入政治的漩渦。這一次，他已經沒有了當初的青澀與惶恐，有的是堅定與忍耐的意誌。
嚴嵩的老婆死了，他神情坦然地寫一些惡心的馬屁文章逢迎巴結，隻是已經沒有了以往內心的道德自責。
進京第二年，徐階利用自己吏部尚書的權力，把張居正從七品的翰林院編修提拔為正六品的關鍵崗位右春坊右中允，張居正的仕途算是邁上了一個台階。
這個職位雖低，但是分量極重，因為它的日常工作是主管太子事宜兼任國子監司業。徐階不久又把他安排在後來成為接替大位不二人選的裕王身邊做講讀官。這一深謀遠慮的布局，徐階走得不顯山露水。徐階成為張居正步入仕途的真正貴人，在這裏，張居正遇到了他後來的政治盟友兼對手的一代能相高拱。
嘉靖四十一年，倒嚴的時機終於到來，徐階利用禦史鄒應龍和道士藍道行的內應外合，成功扳倒了把持朝政長達二十餘年的嚴嵩父子，自己取而代之。
一直參與倒嚴的三十八歲的張居正這時候按捺不住自己內心的喜悅，認為自己的政治前途開始一片光明，興奮之餘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詩來表明自己的心跡：
狂歌寥廖天風發，未論當年赤壁舟。
然而徐階和顧璘一樣，認定張居正將來必是個大才，但是還得磨煉。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已經六十歲的大明皇帝世宗修道走火入魔，走到了生命的終點。裕王登上皇位，是為穆宗。
徐階利用草擬嘉靖遺詔的機會，由他口授，張居正執筆，對嘉靖帝在位四十餘年的一係列錯誤的政策進行了冠冕堂皇又合法的反思與更正。
1567年，即穆宗隆慶元年，是對整個明帝國具有不同意義的一個年份。徐階上書穆宗，要求開放海禁，允許白銀成為官方通用的貨幣。
徐階在沒有進入內閣之前，曾在東南福建擔任過一個地方的縣令。由於此前鄭和多次下西洋，它帶來的蝴蝶效應是東南沿海私下的海外貿易往來頻繁，白銀已經作為地下貨幣流通。
穆宗批準了徐階的這一提議。很快，白銀成為官方的法定貨幣。那時的流入中國的白銀，幾乎都是西班牙等已經興起的老牌資本主義強國從美洲大陸掠奪而販運到中國的。這就意味著中國的金融業已經提前入關，對西方開放了。
而那時候，國家因為沒有專門的金融管理人才來預警和引導，導致國家管理能力的下降，它帶來的一個最直接的結果是，等於拱手把國家央行的職能讓位給東南沿海的商人甚至是西方列強，這些唯利是圖的商人可以通過通脹或者緊縮這樣的貨幣調控手段明目張膽地進行財富奪取。
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還通過收買當時的儒生知識分子為代言人，謀求政治上的權力分配。也正是明朝這一追求市場自由的政策過度開放，導致明末金融緊縮，使農民流離失所，繼而爆發的農民暴動，把這個帝國送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正如日本著名學者濱下武誌所揭示的那樣：通過對貨幣發行的考察，可以折射出中國所謂的“中央集權”行使的真正情況。在中國的貨幣體係中，幾乎沒有黃金流通，白銀和銅錢是兩大貨幣體係。銅錢由中央政府管轄。但在明代，流通的主要貨幣則來源於民間，即便這樣，政府仍然實行白銀納稅的方針。這導致越來越來的人需要進行彙兌，民間機構其實主宰著國家真正的財政，因此私人金融機構對貨幣和公共財政的控製日益增強。
筆者之所以花了這麼多筆墨來交代明朝的貨幣體係的來龍去脈，是因為張居正後來改革力推的“一條鞭法”與此休戚相關。明朝的貨幣政策也給當下的中國提供了另外一種借鑒，就是在越來越國際化的金融體係中，國家的安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貨幣的戰爭，建立獨立自主的貨幣體係尤為重要。
清除了所有的障礙後，張居正入閣隻是時間問題。三個月後，由內閣首輔徐階提議，曾經作為裕王講讀官的張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走進了大明王朝的決策中樞——內閣。
這一年，四十二歲的張居正終於實現了他兒時的夙願——鳳毛叢勁節，直上盡頭竿。
此後的十六年間，張居正沒有一天離開過這個權力的位置，每一天，他都在處心積慮地鞏固他的地盤，準備實行他的獨裁集權，一邊推行他曾經的施政綱領，一邊打擊異己，收受賄賂，貪圖享受，直到他個體生命的消亡。
政治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在推倒了嚴嵩這棵大樹後，曾經作為政治盟友的徐階、高拱、張居正，在內閣的權力分配中也發生了內訌。先是徐階利用言官的力量扳倒了高拱，後來高拱的餘黨勢力又利用徐階曾經矯詔的汙點，迫使徐階下野。
昏庸無為的李春芳最後成為這場政治遊戲中最大的贏家，他出乎意料地成了內閣的首輔，朝局後來也因此也進入了複雜更迭的劇烈震蕩期。
這一政治現實深刻影響了張居正後來走上首輔的權力布局，他不得不更加殘酷地打擊對手，走上了自己集權統治的不歸路。
因為李春芳的慵懶無為，剛剛走上內閣的張居正蠢蠢欲動，在蟄伏了十多年後，再次上疏，向當時的皇帝穆宗表明了自己的治國之策。
這便是後來張居正變法的主要內容《陳六事疏》：一，省議論，二，振綱紀，三，重詔令，四，核名實，五，固本邦，六，飾武備。
二十五歲上《論時政疏》時，他不過是個滿腔熱血的文學青年，可如今，他已經洗盡鉛華，是個老謀深算，經曆政治風雨無數，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動物。沒有了華麗的語言的渲染，有的是簡明扼要實用的政治主張。無可諱言的是，這時候的張居正已經具備了超前的政治戰略眼光。
《陳六事疏》之首“省議論”甫一出台，立刻引起了當時極為活躍的兩股政治勢力言官和清流派們的強烈反彈。
目睹過幾次因為言官而導致內閣變動的張居正不為所動，一麵極力勸說穆宗實行獨裁統治，一麵用國家機器打擊控製輿論。
張居正在給友人信中說：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複見此事。
他把宋朝的滅亡歸咎於輿論的失控，最後導致國家武備的鬆弛。他的這一政治見解，後來在他登上首輔位置的那一刻起，立即付諸實施，取消全國所有的書院，逮捕當時反對新政的泰州學派著名學者何心隱。
張居正從此以後以法家李斯的傳人自居，徹底走上了反儒學治國這條中國延續了幾千年曆來被奉為圭臬的治國之道的道路。他死後，儒生們理所當然把他寫進了曆史的罪惡冊頁中。
事實上，早在春秋時期，奉行以法治國的鄭國大夫子產，也進行過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改革，子產下令在公共地區鑄造法鼎，把鄭國的許多規章製度都刻在上麵，讓老百姓必須嚴格遵守執行。
身在魯國的小兄弟孔子聽說了這件事後說，子產怎麼可以這樣呢，教導百姓不是靠法律，而是仁德，長此以往，國家全是些鑽法律空子的刁民了。
剛開始，老百姓和孔子一樣，對此也頗有意見，他們便經常聚集到附近的學校議論批評朝政，一個叫然明的官員便向子產打小報告，建議他關閉學校，逮捕為首的議論分子。
子產說，實行猛政，老百姓的議論恰恰是對我們工作的一種監督啊，應該加以鼓勵才對啊。切不可毀壞學校，用行政手段來堵塞言路，否則大禍便要來臨了。
子產也因此博得了世人的尊重，他也是第一個因提倡輿論監督而得以善終的改革者。
後來子產去世的消息傳到魯國後，孔子垂淚長歎道：先生，你可是千古遺愛啊。
張居正生前根本都沒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後不久，他就得到了和李斯一樣的下場，後來萬曆皇帝給他定的罪名，“限製議論，堵塞言路，專製弄權”等便赫然在目。
張居正也許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欲報君恩，豈懼人禍”，他抖了抖身上那些清流們投來的口沫，義無反顧地繼續走了下去。
許多年後，同樣是大明王朝錚錚鐵骨的不討官場喜歡的海瑞想起了昔日的這位老上司，說了這樣一句“張居正善於謀國，拙於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