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對蘇軾的過度喜愛甚至影響了當今的許多人，著名學者餘秋雨在他的成名作《蘇東坡突圍》一文中這樣寫道：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見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
治理國家的複雜與艱難，豈是這些隻會吟風弄月的文人們可以明曉。文學隻是一種個人的修身，當它架空現實沉浸在自我內心世界時，它不可能擔當起治國平天下的國家重任。王安石的價值超越，恰恰是這些作為朝廷點綴的可愛文人一種曆史參照。
真宗時期，皇帝為了體現君王與士子共治天下的決心，竟然通過科舉考試一下擴招到了六百多人，是前朝的二十五倍。
王安石被文人圍攻的遭遇，深深影響了後來走上國家變法道路的革新者。當明代救時宰相張居正執政時，他幹脆取消全國書院，對那些異議者進行堅決鎮壓。他在給萬曆的上疏中這樣寫到：國家花這麼多錢，養著這些整天談論國事而又隻會吟詠些無用風月的人，還不如國家養一條狗管用，至少當國家遭難時，狗也能夠狂咬幾下。
進士出身的晚清重臣曾國藩卻直接極端地把這樣的人比喻成一群笨豬，說這樣的人隻會成為國家負擔，而不知替國家分憂。
由於變法之前沒有進行必要的官場革新，本來可以利國利民的一場改革，卻成為各級官員盤剝百姓的利器。這大概是神宗和王安石之前所沒有料到的。
土地兼並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貧富嚴重失衡，就像一個無法割除的毒瘤，伴隨著每一個朝代的滅亡。
早在仁宗時期，土地兼並已經達到了驚人地步。王安石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在製定政策時，他試圖用免役法和青苗法等遏製住這勢頭。由國家出麵，阻止社會貧富進一步分化，打擊和取消富人特權，查處富人的偷稅漏稅行為。一些本來屬於富人經營的項目，由國家收回，保證窮人利益。
王安石采取的一係列打擊富人階層的新政，立刻在全國炸開了鍋。他們尤其對保甲法很是不滿，各地怨言不斷。最後這些意見彙聚到司馬光那裏。
這位老臣提筆給神宗上了這樣的一道疏：一個人有錢還是貧窮，是由一個人本來的聰明還是愚蠢決定的。他們是相生相克的。王安石現在采取打擊富豪的做法，破壞了本已存在的社會和諧。如果像王安石現在這樣搞下去，十年後，富人都沒有了，到時真的哪一天打仗了，到底誰替皇上您出這部分的兵餉呢？
王安石頗為看重的青苗法，由於急功近利，給官員下達貸款考核指標。不識字的農民為了填寫貸款申請書要花錢請書吏，到衙門去申請時，貸款多少又任由官吏填寫。
根據史書記載，雖然法定隻有二分的利息，但是經過層層貪官汙吏的盤剝，逼得農民“哀求於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寧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利民之政”變成“擾民之舉”。
蘇軾的弟弟蘇轍咬牙切齒地也給皇帝上了這樣一道疏：王安石其實就是個小人，他今天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出於他自己沒有錢的仇富情結。他是想利用新政來達到他殺富濟貧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皇上萬萬不可聽他的呀。
於是，一股反改革的暗流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彙聚。這時蘇東坡的重量級的文學粉絲，小皇帝的母親高太後坐不住了，太後開始出麵對神宗施加壓力，要求罷王安石之相，廢棄新法。
神宗迫於母親的壓力，準備廢除青苗法。王安石見此，堅信青苗法無錯，以辭職相要挾，最後青苗法得以保全。
如果這個時候，王安石能夠以變通的方式，對青苗法在實施過程中的弊端進行必要的糾正，一方麵對政府的權力作出必要的限製與監督，另外一方麵對反對派中的實力人士作出必要妥協，取得下層群眾的普遍支持，也許改革的航向就會慢慢地向正路上發展。無形之中，他把本來就對他沒有什麼好感的皇太後也給得罪了。神宗被夾在其間左右不是，權力的天平慢慢開始傾斜。
然而，頗為自信固執的王安石不做任何妥協，繼續加大力度推行，最後愈演愈烈，民怨四起。
掙脫出舊有體製的王安石此刻卻表現出了自信的絕然態勢，不合作不妥協的悲壯一直激勵著這個政治狂熱者。
這個時候的王安石，用激烈的革命手段代替了改革的溫和步伐。神宗皇帝曾引用過當時流行的看法：人皆以王安石但知經術，不曉世務。
印度偉大的政治家聖雄甘地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說，要想改變世界，就先要學會改變自己。
如果說改變世界是改革者的順天而為，那麼改變自己則是順勢而作。這樣，改革者才能夠真正達到儒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境界。
蘇軾的父親蘇洵曾對王安石“不好奢華，自奉至簡，衣垢不濯，麵垢不洗”的行為很看不慣，認為這個人“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大惡之人”。這位文藝老憤青幹脆寫了篇《辯奸論》，從輿論上把王安石徹底批臭。所謂道貌岸然，官場也需要包裝，這才是官場的生存法則。
倒王的機會出現了
政治是迂回的遊戲，對中國政治土壤尚未有清醒認知的王安石，等待他的將是一個壞消息。
1070年的春天，首都汴京一派春意盎然。王安石推行新政已有一年多了。這時帝國的高層政治人士之間正流傳著一個關於他的政治小道消息。這個小道消息經過朝野與民間合謀衍變，直接扼殺了王安石後來的政治生命。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天，還在翰林院任職的司馬光神秘兮兮地在朝野問自己要好的大臣們：你們聽說了嗎？王安石居然在皇帝麵前提出了“三不足”的異端邪說，說什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最後這個消息越傳越廣，添油加醋，甚至傳到了皇帝的耳朵裏。富弼也聽到了這個消息，連夜給神宗上了道疏。他在疏中說：如果一個皇帝連天意都不害怕了，那麼這個國家離滅亡也不遠了。
但神宗仍然裝作一副若無其事根本就沒有聽說過的樣子。
這時候，還在京城擔任重要職務的司馬光坐不住了。他決定給神宗和王安石一點顏色看看。
這年的夏天，機會終於來了。翰林院從全國選拔出來的文學才俊們一年一度的畢業大考就要來臨。這些學員們一旦通過畢業考試，就將走上文職領導崗位，擔任這個帝國的頭頭腦腦。
負責這次考試的司馬光別出心裁地給學員們出了這樣一道題：今天有人提出了這樣一個怪論，說什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請你們用儒學聖人經典來給予辯駁。
題卷送到了神宗麵前，皇帝打開一看，大吃一驚，這不是明擺著想在朝野掀起更大風浪來嘛。於是他趕緊叫人把這道卷子收了，通知司馬光另行出卷。
神宗知道這事鬧大了，他必須出麵有所表示了。第二天，他把王安石叫到了皇宮，進行了一次絕無僅有的誡勉談話。
神宗一開口就用責備的口吻問：你聽說過京城正在流傳一條關於你的“三不足”的傳聞嗎？
王安石當然說過這樣的話，但這個時候他知道皇帝的心思，尤其是“天變不足畏”，僅這一條，他從神宗這裏就過不了關。
所謂天子，就是君權神授。孔子在編寫《春秋》時，專門把日食地震等自然現象和政治進行了聯係。孔子的孫子孔伋後來在《中庸》裏直接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國家將興，必有祥瑞，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西漢儒生董仲舒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把這謬論發展成“天人感應”的學說。這一荒唐說法後來一直被士人奉為儒學治國的核心經典理論。
其實皇帝和書生們也都知道，這個觀點壓根兒就不靠譜，但是彼此都不願意說穿，還得把它當牌坊一樣高供著。說白了，都是為了各自切身利益，對雙方來說，這是塊遮羞布，皇權靠它運作，士子則靠它監督皇權以此來獲得權力。
王安石故作驚訝地回答道：我盡管沒有聽說過，但我認為“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有一定的道理。
神宗見此也隻好作罷。他意有所指地批評道：最近京城一直在傳這個事情，甚至翰林院試卷裏都出現了這個說法，被我打回去更正了。我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朝廷從來沒有真正認可或者傳播這樣違背天理的謬論，這事也到此為止。
任何一次的改革，首先都要進行一次破除落後於時代的思想的革命。神宗的這一次談話，無疑給王安石頭上倒了一盆冷水。
王安石知道這一切都與司馬光有關，昨天他也剛剛收到司馬光送來的信。他明白，要想把新政繼續推進下去，司馬光的態度至關重要。盡管不願，但也沒法。他不得不低下頭來，給這個頭號政敵回了封算是替自己辯解但也算是求和的信。
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在這封信裏，王安石第一次針對朝野的非議而提出自己的政治回應。全信如下：
安石啟：昨天承蒙您來信指教，我私下認為與君實（司馬光字）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可是商討起政事來意見常常不一致，這是因為我們所持的政治主張在許多方麵不同的緣故啊。雖然想要向您硬囉嗦幾句，但終究一定是不能蒙受您考慮我的意見，所以我隻是簡單地給您寫了封回信，不再一一為自己辯解了。又想到君實您很看重我，在書信往來上不應該粗疏草率，所以現在詳細地說出我之所以這樣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許能夠寬恕我吧。
有學問的讀書人所爭論的問題，特別注重於名義和實際是否相符。假如名義和實際的關係已經明確了，那麼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掌握了。現在君實您用來指教我的，是認為我推行新法侵奪了官吏們的職權，製造了事端，爭奪了百姓的財利，拒絕接受不同的意見，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我卻認為從皇帝那裏接受命令，議訂法令製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決定，把它交給負有專責的官吏去執行，這不能算是侵奪官權；實行古代賢明君主的政策，用它來興辦對天下有利的事業，消除種種弊病，這不能算是製造事端；為天下治理整頓財政，這不能算是與百姓爭奪財利；抨擊不正確的言論，駁斥巧辯的壞人，這不能算是拒絕接受他人的規勸。至於社會上對我的那麼多怨恨和誹謗，那是我本來早就料到它會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