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習慣於苟且偷安，得過且過，已不是一天了。
士大夫們多數把不顧國家大事，附和世俗，向眾人獻媚討好當做好事，皇上要改變這種風氣，我不去估量反對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幫助皇上來抵製這股勢力，那麼那些人又為什麼不對我大吵大鬧呢？盤庚遷都的時候，連老百姓都抱怨啊，不隻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反對。盤庚不因為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自己的計劃，這是他考慮到合理，然後堅決行動，認為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後悔的緣故啊。如果君實您責備我因為我在位任職很久，沒能幫助皇上幹一番大事業，使這些老百姓得到好處，那麼我承認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說現在應該什麼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陳規舊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領教的了。
沒有緣由與您見麵，內心實在仰慕得很。
後世批評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都說王安石不經世務。從這封寫給司馬光完整的信中可以發現此言大謬也。
王安石整個信中傳遞這樣一個信息：他開始放下身段，甚至有點拍馬屁的味道，就是希望司馬光這位政治大佬無論是看在國家蒼生還是私人友情份上，能夠拋棄前嫌，共度時艱。
但政治情勢的發展，還是超出了王安石的美好預想。1068年的這個小道消息，在反對派的不停輪番傳播下，政治效應不斷發酵放大，終於在改革的第六個年頭，給了王安石致命一擊。這是中國政治特有的副產品，官場小道消息最後居然能夠變成政治事件中的殺手。
熙寧七年春天，都城附近多日沒有下雨。這本是很正常的自然災害，但皇帝很焦急，不知道到底怎麼辦。反對派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開始發難。當然，他們祭起了儒生們的看家寶貝——天人合一。
這一次挑頭的正是王安石當初的政治伯樂韓維。早在神宗還是太子的時候，韓維就是太子的座上賓。當初正是由於韓維的推薦，才有了後來王安石的出山。也正因如此，此人深受神宗信任。
一天，韓維瞅見神宗又為此唉聲歎氣時，便對神宗說：老天之所以這樣久旱無雨，完全是因為對王安石實行青苗等法的不滿。陛下應該盡早廢掉新法，按照祖宗的遺訓來治理國家。現在搞成這個樣子，天怒人怨。陛下也應該下罪己詔，這樣求得上天的寬恕。
神宗沒有辦法，便按照韓維的意思下了道罪己詔。在這份詔書中，他把變法的責任全都攬到了自己身上，但也沒忘說自己完全是聽了小人的建議。並表示自己將親自考核新法的是否真正合理。
第二天，當王安石讀到這份罪己詔時，王安石知道，神宗從內心裏對改革已經開始發生了動搖。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政治信號，皇帝一旦放棄新政，六年來自己所有心血都將付諸東流。這是他萬萬不能夠接受的一個結果。
他不能夠再沉默了。他必須對當初“天變不足畏”這個流言做出一個正麵的回應，戳破這個亙古不變的天大謊言。當然這需要承擔極大的風險，因為這是“皇帝的新裝”的危險遊戲，直接觸及了“天授皇權”的合法性本源。
過了幾日，王安石再次請求麵見神宗。他直接挑開了這個一直困擾神宗的話題，他說：大旱無雨，這其實完全是自然的規律。即便是在古代聖君堯舜統治時期，這也是在所難免的。陛下即位以來，勵精圖治，前幾年年年豐收，不過今天旱災嚴重了點，根本不足為慮，而是應當安排相關人員抓緊修造水利，以應天災。
神宗知道這事底細，其實他也知道這不能怪王安石。但現在沒辦法，誰讓他是帝王呢。那些大臣們正拿這旱災說事呢，他也隻得配合那幫大臣們把這戲繼續演下去。
神宗沒有再給王安石申辯的機會，他一語雙關地說：這事現在鬧成這樣，恐怕和改革還是有很大的關係啊。
王安石絕望了。這個把政治生命看得比自己生命還重的男人，為了這個帝國實現大一統的夢想，他必須忍辱負重繼續撐下去。
這個時候，反對派又亮出了另外一個秘密武器。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鄭俠出現了，他的出現，足以改變變法的方向，也給王安石的政治命運最後一擊，這一擊也改變了整個曆史的走向。
鄭俠本來是王安石提拔起來的小官吏，擔任皇宮的城門守衛職務。後來在反對派的慫恿下，他看到街頭流離失所的流民，幹脆用很隱晦誇張的藝術方式繪製了一副《流民圖》，越級呈獻給神宗，要求停止新法。
神宗被這張所謂超現實主義美術作品感染了，並為之淒然。在自己母親高太後的又一次施壓下，神宗準備暫時停止青苗法的實行，以緩和已經日趨緊張的政治局勢。反對派得到這個信息後彈冠相慶，紛紛提前慶祝他們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對於一個以改造天下為己任的政治家來說，他可以忍受政敵們投過來的侮辱暗劍，甚至可以忍受自己肉體的消亡，但是不能容忍這個帝國主人對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種徹底否定。
這一刻王安石知道，屬於他的政治生命提前結束了。他留在京城擔任宰相已屬多餘，他本來就無心戀棧。對於他而言，當初，他也隻是帶著一腔刷新政治的熱血而來，如今，熱血已然冰凍。
王安石見此堅決要求辭職走人，他不想隻做一個屍位素餐的宰相。神宗沒有辦法，隻得讓他出任江寧知州。
王安石出任江寧知州，這是個可進可退的重要位置。神宗這一安排，可謂政治布局深謀遠慮。在王安石沒有進京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之前，他就是擔任江寧知州，現在不過是退回一步而已。這也為他的複出埋下伏筆。
政治都是曆史的人質，今天我們回望，“三不足”的提出，正是王安石變法中最偉大的政治遺產，它也成為後來者矢誌不渝的改革信念。
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由於帝國吏治的腐敗和文人執政集團的扭曲攻擊而暫時擱淺了。王安石踉踉蹌蹌的逃出了京城，跟在他身後的是一個孤單的背影，漸行漸遠。
在中國這樣儒學統治的帝國裏，這是一個基本的政治生態。任何風吹草動的變法都會激起波瀾。
改革者不僅需要擔負起曆史的勇氣，也要有應付由此帶來的負麵挑戰的智慧。他們必須學會改革以外的一套官場話語與處理權力的遊戲規則。遊走在政治的灰色地帶，聯盟與妥協是無可避免的法術捷徑，是每一個試圖擔負起改革者重任的人物都要具備的政治生存智慧。
經過六年的革新，帝國已煥發出了新的熱情。光明正在慢慢滲透，但沒有被馴服，帝國尚沒有完全掙脫保守勢力的掌握，未來的命運依然是一片被掩蓋遮蔽的森林。
王安石走了，但神宗仍然堅守著國家改革的主調。改革派新一輪的內部權力洗牌也開始了。帝國從此陷入了更加不堪的爭鬥，得來不易的六年改革成果由此耗盡。
在王安石的提議下，曆史上臭名昭著的有才無德的小人呂惠卿接替了相位。
這個攫取了王安石改革成果的小人，打著改革的旗號，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排除異己，獨霸朝政。
他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以鄭俠違反祖製為由，將其流放。這一著，表麵是替王安石出氣，其實是替自己留路，黑鍋卻是王安石背。
然後呂惠卿又利用王安石給其兒子的一封私信，向皇帝舉報王安石有不臣之心，以斷絕神宗再次啟用王安石的念頭。
用人不當是王安石變法最大的敗筆，呂惠卿、蔡京、鄧綰、章淳、李定等，這些劣跡斑斑的小人物被王安石提拔後，迅速成為政權上的寄生蟲。
對這些人物而言，改不改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打著什麼樣子的旗號可以獲取自己的權力。
這些小人的得勢，成為視品行如生命的王安石後來最大的嘲弄。改革慎用君子，但更要慎用小人。用人是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王安石後來政治聲譽的沉浮，都與此相關。這些人也成為王安石晚年一生的愧恨。
在江寧重任知州期間，王安石寫下了這首《南鄉子》，裏麵有對政權不甘的回應，也有對新法帝國命運的擔憂。
自古帝王州，鬱鬱蔥蔥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恣行遊，上盡層樓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滿腔的報國情懷，在這裏化為一聲聲無奈沉重的歎息，罷罷罷。
神宗很快識破了呂惠卿這個小人的把戲。本來，他也隻是讓呂惠卿暫時過渡下，以緩解當時緊張的政治局勢。一年半後，情勢得到了緩和，神宗決定再次征召王安石入京，主持變法大計。
在赴任的途中，王安石在古鎮瓜州寫了這樣一首七絕抒發心誌。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隻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經過了一年多的折騰，王安石再次回到了帝國權力的中樞，看到被內耗殆盡的朝廷一片狼藉，加之兒子王霧的去世，他再也沒有了重獲政治生命的喜悅。
因為呂惠卿挑撥引起的皇帝的猜忌，君臣曾經建立起來的絕對信任的關係已不複存在。王安石的許多建議，到了神宗那裏都打了水漂。曾經一心想要建立大一統帝國的王安石心灰意冷，激情燃盡。
看透了官場炎涼，有著道德潔癖的王安石，這時向神宗再次請求退隱江寧，自我放逐於山水。
改革是一項巨大複雜的國家工程，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耐心與毅力。在這一漫長的探索過程中，任何的委屈爭執與反複混亂都是改革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個偉大的改革者唯一要做的是堅持，再堅持，然後重建一個新的政治秩序與格局。真正的改革者必須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他不僅需要駕馭時局的超常手腕，善於操縱和分析社會各個階層的力量，也需要把握改革時機的關鍵節點。
王安石的退守與放棄，是政治上的一次不負責任的過激反應，也為新法的失敗埋下了根苗。
初登權位時的自信膨脹，挫折時的自暴自棄，構成了中國文人執政改革的政治基因，王安石當然也不例外。他的失敗，也正是來源於他骨子裏盡管不屑但也沒有完全放棄的文人情懷。所有的宿命，其實都是改革者們自身性格的投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