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反對王安石
由於變法剛開始沒有充分吸收和消化範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的教訓，在沒有整頓理順政治體製的管理架構的情況下，就貿然地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經濟領域，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資本主義，這場狂飆突進式運動一開始，便遭到了朝野的一致反對。
變法支持者：王安石、神宗、曾布、呂惠卿、李定、鄧紹、舒曼、王霧、謝景溫、蔡卞、章諄、呂嘉問。
變法反對者：司馬光、韓琦、富弼、呂晦、曾公亮、趙護、文彥伯、張方平、範鎮、歐陽修、蘇東坡、蘇澈、王安禮、王安國。
可以看得出來，當時的反對派全是政壇大腕級別的人物，而支持者們大多是小字輩的政治新貴。改革派們的聲音顯然被淹沒了，推行新政必須先要進行一場政治上的統戰。
宣傳—聯盟—分化—打擊。
這差不多算是所有改革者執行的路線圖。在政治權力場上，合縱連橫的各個擊破比一意孤行要見成效得多。
這些反對派迅速結盟，當時帝國幾乎所有的知識精英們都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麵。
然而沒有改革的執行團隊和監督機製，王安石的新法施行很快在地方上走樣跑調，導致最後保守勢力的猛烈反撲。
宋朝是個文人治理國家的怪胎。儒學盛行，文人在這個帝國裏享有超天然的優越豁免權。他們品頭論足，紙上談兵，卻又幹不了真正的實事，抱殘守缺。所以宋朝也無可避免地打上文人的烙印，自命不凡卻又軟弱無力，留給曆史的背影基本上隻是那幾個可愛的文人而已。
王安石作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有著清醒的認識。早在仁宗時期，就建議皇帝培養實用型人才，少提拔那些隻會吟詩作畫的無用之人。
隻是神宗和王安石不知道，這個時候的大宋已經不是當初那個偏居蠻荒之地民風不開的秦國了。
王安石的政令剛一頒布，那個告誡神宗二十年不得言兵的當朝宰相富弼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富弼向皇帝打報告要求辭職歸隱，神宗挽留不了隻得把他打發到安徽亳州任職。到了地方不久，這個昔日的宰輔就拒絕在他任職轄區裏推行王安石的新政。
幹了幾年，富弼幹脆連這地方官也不做了，自己跑回離京城不遠的老家洛陽，聯絡反對派的元老重臣們，在這裏組建了一個影子內閣政府，和文彥博、司馬光等十三人組成“洛陽耆英會”，繼續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對新政進行不遺餘力的批判。
接著韓琦、蘇軾、歐陽修等一大幫名流也紛紛上疏反對新法。這些反對派們接連離開中央去地方任職，這些反對改革的人士到了地方卻要求他們去施行新法，無異於與虎謀皮。司馬光則到了洛陽，一邊和富弼一道猛批新政，一邊編寫他的曆史巨著《資治通鑒》。
一道參與新政的王安石的兒子王雱恨死了富弼，一次私下裏說：梟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
這話狠是狠了點，但卻說到了實質上。套用某人的話：改革不是請人吃飯，流血死人是免不了的。
缺少了改革前必要的政治宣傳動員，沒有商鞅絕對的權力，這些反對派到了地方，紛紛以新法不得人心，而拒絕在他們轄區予以推行。
神宗雖貴為天子，但是政令不通，皇權受到了很大限製，根本出不了開封城。中央政府毫無威信權威可言，開一次高級會議更像是召開一次文藝沙龍，都是隨心所欲，各說各的理。維係這個帝國運轉的政權機器開始出現了危險。
這又回到了這個帝國的痼疾——文人治國。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是個禁軍武將出身，一夜之間，被部下擁戴黃袍加身，可以算是中國最早通過民主選舉出來的皇帝。
為了怕武將造反，太祖施行“重文抑武”的治國策略。文人的政治待遇空前提高，甚至當時一些具有超前民主意識的士子提出了“皇帝應該與世人共治天下”的政治主張。大理學家朱熹就提出了“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
文人的民主政治意識在北宋體製的保護鼓勵下，開始空前高漲。
宋人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裏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宋太祖問當時的宰相文人趙普：天下什麼最大？
太祖的意思本來是借此敲打一下這個著名的靠“半部論語治天下”半吊子的文學狂人。哪知趙普頭也不抬地答道：天下道理最大。
一個武夫出身的皇帝，哪裏是牙齒伶俐的文士們的對手。後來的文人執政集團一旦給皇帝提毛病，總是拿這個捕風捉影的典故說事，並冠以一個堂皇的理由叫“太祖祖訓”。
這條根本沒有考證的“祖訓”發展到後來，甚至成為大臣們限製皇權的擋箭牌。皇帝的許多命令都被這條“祖訓”化為烏有。
話說仁宗時期，皇帝想任命幾個自己滿意的臣子，因為沒有和宰相杜衍搞好關係，杜衍以違反祖製為由竟然拒絕執行。
如果讓今天的文人們懷念並選擇一個他們願意遷居的朝代，大概北宋和民國是他們的最愛。事實上，這兩個已成一縷輕煙的時代的確有許多相通之處：國家元首都是武人出身，但都信奉儒學治國，蔣介石甚至一度有意請當時學界領袖胡適之來當國家元首。在這兩個隔空交集的時代裏，文人無論是經濟待遇還是政治待遇都非常高。但這個國家存在時同樣都被外邦侵犯，他們同樣都信奉“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蔣介石不必說了，帝國第二任皇帝宋太宗曾這樣赤裸裸說道：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記。
當然，這兩個帝國最終的命運也一樣，在內憂外患中終結。
所以神宗這一次的改革注定是走走停停，磕磕絆絆。曆史的事實已經證明，絕對的改革，當然要有絕對的權力。沒有絕對權力的改革根本不能夠成功。
一代文豪蘇軾在他的轄區裏就公然拒絕免役法實施，他認為這是在窮兵黷武。這位北宋最可愛的偉大文人在給神宗的一封上疏中這樣給皇帝上課道：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蘇東坡得出了一個和富弼一樣但在今天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的結論：隻有虛弱地用道德維係社會基礎的王朝，才更易長久生存和苟活。
在這位大才子看來，神宗和王安石提出的富國強兵的想法是不可理喻的，根本不合適儒家的以仁德治國的要求。
仁宗時期，武將的地位甚至不如和文人執政集團搭上一點邊的官妓。宋代有一好事者在他的筆記《默記》裏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北宋著名軍事領袖狄青從國防部長樞密院使的位置上被以歐陽修等文人集團趕下台後，任定州總官。在一次宴會上，遇到了當時定州官妓白牡丹，這個在當地小有名氣的妓女，借著幾份醉意，把狄青從軍這事狠狠嘲弄了一番。這個官妓認為，大丈夫應該搞文學安身立命，實在不行搞搞繪畫書法也行，天底下隻有沒有出息的男人才會去部隊服役。狄青很受傷，沒想到在朝廷被歐陽修羞辱了一番，到了一個偏遠之地還讓一個搔首弄姿的妓女來羞辱，回家後鬱悶了許久。
在一個儒學橫行的國度裏，到底需不需要富國強兵。放在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這是一個改革派和反對派一直爭論不息的一個命題。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在那些公共知識分子看來，這個命題甚至還有一定的市場。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看看儒學的老祖宗孔子是如何回答這個千年難題的。
《論語》裏記載了這樣一次對話：一次學生子貢問孔子怎樣去治理一個國家時，孔子則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而孫子在談到治理國家時，也說了這樣的一段話：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甚至被稱為現代西方經濟學奠基人的亞當·斯密在他1776年3月發表的《國富論》中也開宗明義地提出：國家元首的首要職責在於保護社會不受其它獨立社會的侵犯，而隻有靠職業化的軍隊才能夠完成這一職責。
亞當·斯密話音剛落，好像是要印證這句話似的，美洲大陸農場主華盛頓帶著一支招募來的地方武裝，依靠借來的一筆高額軍費，經過一年的戰爭，他們選擇在這一年的7月4日發表美國建國綱領《獨立宣言》。
到底何謂大國？當代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在他的代表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這樣定義到：大國主要由軍事實力來衡量，一國要具有大國資格，它必須擁有充足的軍事資源，能夠承受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打一場全麵的常規戰。
在這本西方國際政治關係學的經典著作裏，米爾斯海默還煞有介事地提到了目前正在崛起的中國。甚囂塵上的“中 國 威 脅 論”的始作俑者，正是這個“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師。
可見，無論是作為儒學創始人孔子，還是一代軍事大家的孫子，還是華盛頓和米爾斯海默，他們都把富國強兵提到了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在北宋文人立國的怪胎裏，文人的政治地位非常高。蘇軾、歐陽修等一大批文學明星們有數量眾多的粉絲，甚至宋神宗的母親高太後也是蘇東坡文學發燒友，可見文學在那個年代社會影響的巨大。這些文學明星在當時都是意見領袖，當這些人帶頭反對新政時，立刻在朝廷和民間掀起波瀾。
不可否認，蘇東坡是一個文學天才，但正因為如此，他的文藝才華掩蓋了他在政治上的短視。當蘇東坡被貶的消息傳出時，朝野上下紛紛為他抱不平。許多粉絲們無法理解，國家對待這樣一個國寶級的大文豪怎麼能夠這樣不講政治呢？於是人們把怨氣對準了主持朝政的王安石。
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是，中國曆史上任何朝代的改革者，放在中外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眼裏，無疑都是代表了曆史前進的力量，他們都給了變法者充分的肯定。而在中國古往今來的文人看來，答案則是相反的。
王安石當然也未能幸免。明代小說家馮夢龍就曾在他的小說裏生生創作了一個故事，他借用民間一個老婦人之口，把王安石變法狠狠嘲諷了一番，王安石“拗相公”的諢名由此傳了下來。
即便是放到現在，許多文人雅士們也很難理解蘇軾在當時為何會遭遇如此不公。民國時期，著名文學家林語堂心有戚戚地寫了本《蘇東坡傳》，把北宋這個大才子捧上了天，卻把王安石批得體無完膚。最後這位大作家還不解恨，幹脆直接拿“拗相公”這個帶有人身攻擊性質的諢名作了單獨一章的標題才算解了心頭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