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剛剛當選的新一屆國務院總理溫 家 寶與采訪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中外記者見麵並回答問題時，提到了“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溫 家 寶說：“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要有新的突破，這就必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氣、決心和獻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創新，如果說前者是因的話，後者就是果。”
在人們普遍對溫 家 寶引用這一名言進行各種聯想與解讀時，已經走入曆史寂寞深處的王安石，再次以政治的方式，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和場合，走進了人們的視野。
於是那些關於王安石的故事，隨著歲月的更迭反而更加清晰可辨了。
如果少了王安石，中國的改革史則要單薄許多。他差不多是中國式改革的一個縮影。
千年的帝國，從來沒有這樣的一段改革如此反複，如此充滿了爭議，以致國家內部勢力演變成最後的對立紛爭。
王安石年少成名，卻一再拒絕帝國的任命，深耕於基層多年，曆新弊法，在地方頗有人望與政績。
然而，當他以毫無爭議的道德完人和學術領袖，執掌國家大政開始革新時，所有的故人卻棄他而去。最後他功虧一簣，那些反對者們甚至把他釘上了恥辱的柱石。
一個前途遠大的政治明星，試圖依靠改革來挽救這個古老的帝國夢想，最後在風中殞滅了。
他到底做錯了什麼？
一份完美的政治履曆
1067年正月，年僅二十歲的宋神宗趙頊從他的父親手裏接過了大宋帝國的皇位。留給這個小皇帝的還有一個政權已經岌岌可危的爛攤子。
對內財政入不敷出，官員機構臃腫不堪，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富人囊中，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群體性事件頻發。
更要命的是，由於對外連年戰爭，大宋的國力被拖垮，西夏和遼國早已虎視中原。由於帝國開國皇帝趙匡胤害怕那些大老粗的武將們也像他一樣，一夜之間黃袍加身，所以那些隻會紙上談兵的可愛的文人們就進入了這個皇帝的視野。
宋太祖作了這樣一條關於軍事方麵的最高指示，軍事最高指揮官一律由根本不會打仗的文官擔任，加之頻繁調動武將，導致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並設立不同機構管轄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
這樣的結果自然是逢戰必敗。大宋帝國被迫靠每年給少數民族歲供得以保全宗廟。
麵對如此困境，一心想有所作為的神宗立誌革新，決定效法秦孝公實施變法，以圖強兵富國，隻是他身邊還缺少一個商鞅式的執行人物。
於是，他把目光投向曾經和範仲淹一起領導慶曆新政的元老重臣富弼，征詢富國強兵和製勝遼與西夏之策。
哪知這個昔日的改革先鋒一改過去的豪情，他以一個過來者的老臣身份諄諄告誡神宗：陛下剛剛執政不久，應當布德行惠，在二十年內不要提及“用兵”二字。
其實富弼心裏還有一句潛台詞沒有直接對這個年輕的小皇帝說：改革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實這也難怪富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更何況改革這樣的事情，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危險活。
富弼早年以才名名動洛陽，也算是個不折不扣的大才子，提筆能文，胸有大度。
當時一代名流範仲淹見而稱奇，譽他為“王佐之才”，並將其文章推薦給當時文壇領袖兼宰相晏殊，晏殊少年更是奇才，不到二十歲就考中進士，寫出“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這一千古名句。晏殊看到這個小夥子惺惺相惜，欣賞不已，並把這個年輕人招為自己的東床快婿。
慶曆三年，宋仁宗感於“時陝右師老兵頓，京東西盜起”的憂患，“遂欲更天下弊事”，將範仲淹調回東京，升任為參知政事，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
慶曆新政是大宋帝國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針對當時的時局，範仲淹認真總結從政二十八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
所謂十事，即“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是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建議，被仁宗采納。
範仲淹為了推行新政，派富弼等大臣到各地走訪，篩選各路（“路”相當於現在省級行政區劃名稱）監司（監察官）。
有一次，範仲淹審查一份監司名單時，發現其中有貪贓枉法的官員，就提起筆來，把這些人的名字一一勾掉，準備另選他人。富弼在一旁看了，心裏有些不忍，就對範仲淹說：範公啊，你這筆一勾，可讓這一家子都哭鼻子呢。範仲淹則說出了這樣的話：我若不讓這些官員的一家子哭，那就害得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
1047年，由於範仲淹大刀闊斧地精簡官員，觸犯了士官集團，反對派很快找到了攻擊的理由，誣告範仲淹等為朋黨。
這時候，一同參與改革的書生氣十足的歐陽修寫了文章《朋黨論》為改革派辯護，提出了“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這樣看上去很道統的話，在文中歐陽修自己幹脆承認他們是朋黨。這篇文章引起了仁宗的懷疑，因為武將領兵和文官結黨是大宋帝國的兩條立國高壓線。最後仁宗幹脆罷黜範仲淹和歐陽修，僅僅一年半的新政改革遂告失敗。
也許令仁宗沒有想到的是，歐陽修的這篇《朋黨論》，最後竟然成為宋以後文人結黨的法理。大宋帝國自此文人結黨愈演愈烈，整個帝國最後都被撕裂而亡。
在一個個文人治國的年代裏，朋黨這樣的政治頑疾，後來並沒有隨著朝代的更替而消亡，反而在明清二代更為嚴重。到了雍正這朝，甚至許多王公貴戚都卷入其間，雍正怒不可遏，專門寫了篇《禦製朋黨論》，追溯根源追到了歐陽修這篇宏文的頭上。他在禦文中以天子的口吻教訓道：君子無黨，唯小人有之。
不知道躺在地下已經幾百年的歐陽修，聽到這樣的話，這個可愛的大文豪又該會寫出什麼什麼樣子的辯詞來。
扯遠了。
當聽到富弼這樣消極的回答，神宗無奈搖頭。於是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朝中其他的幾個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最後這些重臣們出奇一致地反對神宗進行改革。
不得已，在自己心腹大臣韓維的推薦下，他隻得把目光投向另外一個已經名滿天下的中年男子王安石。
王安石祖籍江西臨川，父親王益也是一位聲譽頗佳的地方官，在王安石十八歲那年，王益死於南京的任上。
正是在為父親守喪期間，王安石的人生理想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深刻的社會實踐，讓他這個自以為是寫些吟風弄月文字的文學青年，走上了一條更為務實的治學之路。他從青年時代抱定了學以致用的理想，立誌擔負起治理國家的曆史重任。這種實用思想對他後來走上變法之路影響深遠。
在一個文人立國的年代裏，這無疑是一次異端的冒險。那時候的仕途基本是文人雅士詩詞歌賦的聚會，談的是風花雪月與儒學經典。而王安石卻把更多的時間用在社會調查和曆史典籍的梳理與思考。
慶曆二年，也就是範仲淹變法的前一年，二十一歲的王安石來到帝國心髒開封參加考試，當時主考官便是晏殊，王安石的才識打動了他，這位主考官們把王安石試卷列為第一名狀元。當這份卷子呈給仁宗皇帝時，已經年邁的仁宗在看到文中“孺子其朋”這一句時，大為光火，一怒之下，把王安石踢出三甲，隻給了個第四名。
原來王安石引用的這一典故出於《尚書·周書·洛誥》。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這話本是一代賢相周公對成王的口吻，一般理解為“你這年輕的小孩啊，今後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樣融洽相處”。
一個年輕人在試卷中用長輩的口吻教訓皇帝，當然容易引起仁宗皇帝的反感。
宋神宗找到王安石的時候，王安石已經在地方和中央曆練了二十餘年，關於他，朝野一直流傳著各種各樣的故事。
如果我們以今天的眼光來審視王安石變法之前的從政經曆，可以發現他的這份履曆堪稱完美。
1042年，在範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之夜，二十一歲的王安石考中進士，不久被授予淮南東路簽判，也就是今天的揚州市政府秘書長這樣的一個職位。在這裏，他收獲了後來改革的反對派的一個主將。
這個人就是當時淮南東路的最高長官是韓琦，韓琦和富弼一樣，也是後來參與範仲淹革新的一代名相。由於過度的自負，王安石來到揚州不久，便得罪了自己的老領導韓琦。
由於王安石經常用功讀書到天亮，經常臉來不及洗就來辦公。自隋唐以降，大運河的開通，讓揚州成為帝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有點類似於今天上海的那種地位，所以娛樂業比較發達，官員泡妓成風，這竟然成為一個官員是否在官場混得成功的標簽之一。那時沒有現在的婚姻法，有點感情的，最後納為小妾，好在那時候小三也是個正當職業，盡管社會地位並不高，但也能和正房和平相處。沒有感情的，搞搞一夜情也無妨，你情我願，用公款給點好處最後打發了事，小姐們也守遊戲規則，也不會鬧出什麼驚天動地的維權偉業來。
這樣一個最直接的後果是，從皇帝到各級官員明星整天流連於青樓。在這樣的示範效應下，全民嫖妓玩風雅。
神宗兒子徽宗天生就是個搞藝術的放蕩情種，偏偏最後登上了皇位，他的偶像不是秦皇漢武，而是被他老祖宗趙匡胤賜死的南唐後主李煜。徽宗和後主最後的結局也都是一樣——亡國。
徽宗在位後期基本上隻幹兩件在他看來所謂的正事，一是搞搞書法繪畫創作，和文人們一起參加藝術沙龍，二就是溜出宮城和文人們互相吃醋，找妓女尋刺激。
關於他和北宋名妓李師師以及文壇大師級人物周邦彥一段三角遊戲的故事在藝術圈子裏被渲染得繪聲繪色。
李師師相貌長得如何如何美麗，我們已無從知曉了。我們隻能從她的一個粉色知己北宋另外一個文學巨子秦觀的《生查子》裏想象一番：
遠山眉黛長，細柳腰肢嫋。妝罷立春風，一笑千金少。
歸去鳳城時，說與青樓道：遍看穎川花，不似師師好。
話說當年在所有的客人中，李師師最中意的卻是另外一個大才子周邦彥。有一次宋徽宗生病，周邦彥趁著這個空兒前來看望李師師。二人正在纏綿之際，忽報聖駕老大前來，周邦彥躲避不及，藏在床下。
宋徽宗送給李師師一個新鮮的橙子，聊了一會兒就要回宮，李師師假意挽留道：“現已三更，馬滑霜濃，龍體要緊。”而宋徽宗正因為身體沒全好，才不敢留宿，戀戀不舍地走了。
周邦彥在床上聽得二人對話，心裏很不是個滋味，有一天酸溜溜地填了這樣一首詞：
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當宋徽宗痊愈後再次來李師師這裏宴飲，李師師一時高興把周情郎這首詞唱了出來。宋徽宗問是誰做的，李師師隨口說出是周邦彥，話一出口就後悔莫及。宋徽宗立刻明白那天周邦彥也一定在屋內，臉色驟變，過了幾天找了個借口把周邦彥打發出了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