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亞平的經曆堪稱一個官員的傳奇，農民、武大學生、省委幹部、下海經商、讀博士、上岸從政，最後轉為研究者的複雜人生經曆，使他兼有底層弱勢人群、改革派官員和體製內學者的多重視角。
從“鹹安政改”開始，宋亞平就注定成為與呂日周、仇和、李仲彬等官員齊名的“改革明星”。
與那些局限在經濟領域的改革不同，宋亞平的改革舉措主要是圍繞傳統的行政管理體製進行的，帶有強烈的政治體製改革色彩。宋亞平在任四年多，以雷霆之勢，一口氣端出了包括“五保合一”、“兩推一選”、幹部外派打工、撤銷“七站八所”等十四項精簡鄉鎮機構的改革措施，端掉了三千多人的“鐵飯碗”。
一時間，媒體、考察者雲集，“鹹寧政改地震”的說法不脛而走，在他們眼裏，鹹寧市鹹安成了改革初期的小崗村，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鹹安區實行的改革是“中國基層政治體製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
“下海”激起萬丈雄心
其實，宋亞平本身就是個很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1986年，武漢大學曆史係碩士畢業的他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這樣的鐵飯碗有多少人削尖了腦袋都想擠到，可生性喜歡闖蕩的宋亞平卻十分羨慕改革開放的政策下正熱火朝天的精彩世界。
1988年，宋亞平懷揣兩百八十元錢，帶上換洗的衣服，在火車上站了二十四小時，終於從武昌來到了廣州。在廣州，別人都以為放棄鐵飯碗下海的不是“犯了事”就是“精神有毛病”，不肯雇傭宋亞平。
於是，他找到的第一份活是廣州火車站搬運工，第一天汗流浹背咬牙堅持下來，隻賺了區區十七元。在廣州的幾年，宋亞平扛過包裹，送過盒飯，他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幹著最苦最累的活，親身遭受了一些警察保安等政府人員的敲詐勒索。
“在社會的最底層，誰都可以欺負我。”這段主動“融入”弱勢群體的經曆，使宋亞平近乎固執地認為，“凡是幹部和老百姓發生矛盾時，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定是幹部出了問題”。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宋亞平下定決心：有朝一日，他一旦主政一方，必當對政府部門的人員嚴加管束，改革其種種弊端，真正為人民造福。
搖搖欲墜的鹹安區
1999年，時逢湖北省委政治改革，選拔沿海人才，在商海搏擊十年之後的宋亞平被請回湖北出任中 共湖北省鹹寧市鹹安區區委書記。傳聞這個區委書記是宋亞平主動要求的，他認為這個基層職位會是個可以表現的舞台，有著更多的創造機會。
鹹安區位於湖北省東南部，背靠幕埠山脈，麵臨長江“黃金水道”，北距武漢八十公裏。京廣鐵路、京珠高速、107中道就像一個巨大的“川”字從全境縱貫穿過。
在就任鹹安區區委書記後，宋亞平發現了行政、執法中的種種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政府職能界定不清。曾經有鹹安區的公安局長向宋亞平請示，社會上自行車失竊嚴重，是不是應該給自行車搞個牌照管理。宋亞平一聽就發覺這隻是一種搞錢的方式，如果自行車易盜要搞牌照，那麼比自行車貴重得多的電視機電冰箱易盜是不是也應該搞牌照呢？於是堅決否決了這個請示。還有一次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千方百計地找到宋書記，竟然是為了想讓宋書記幫助解決他三十多歲的兒子的婚姻問題。長期的政府部門職能界定不清已經導致人民群眾的認識也不清，原本應該由個人、家庭和社會管理的職能都被歸於政府了。幹部隊伍素質參差不齊，思想保守，領導方式陳腐也是突出問題之一。鹹安區相鄰的六個縣每個縣都講一種方言，騎自行車三十分鍾就到了另外一個語言係，縣與縣之間基本是相互隔絕。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宋亞平就在全區推廣普通話。可是有些官員卻認為普通話是官話，脫離了樸實的本色。甚至連宋亞平喜歡使用手提電腦的工作方式都被認為是脫離群眾顯擺官樣。
改革勢在必行
麵對困境，宋亞平決心“起沉屙，下猛藥”。
他開始對陳腐的地方吏治進行整治。宋亞平深知改革會觸動種種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要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就必須做好種種鋪墊工作。“五保合一”就是改革的重要鋪墊。不管是哪個部門的人員，隻要按照規定交納一定的保障金，就能在退休後享受同等的待遇，“打破了機關部門的界限”，“在社會保障麵前人人平等”，保障了政府部門職工必要的合法權益。
“五保合一”實施了半年後，他開始了第二步改革——讓幹部外出打工。這項措施引發了廣泛的議論。當時鹹安區的幹部本能地排斥這種做法，宋亞平將他們一個個叫到辦公室談話，做思想工作。第一批187名打工幹部在2001年的農曆正月十五那天啟程出發。鹹安區對打工幹部每月發放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費，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歸個人。宋亞平對這些人的要求是，必須走出鹹寧市，對留在鹹寧不走的，一經發現便給予警告甚至開除公職的嚴厲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