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幹部外出打工之後，宋亞平又大刀闊斧地推出十多項重大改革，包括廣為人知的“兩推一選”等。其中最震撼人心要數宋亞平的自我放權，改革人事任免製度，將政府最“肥”部門的一把手職位向全國公開招考，包括財政、教育、建設、衛生等部門。聘期四年，四年後即集體總辭職，重新招聘。改革還將財政局最容易發生錢權交換的財政預算和支付職能都外包，請社會上的專業人士教授專家來執行。
機構改革進行得最徹底的還是鄉鎮一級。宋亞平大膽嚐試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合並的黨政“一肩挑”的改革。他認為基層政權沒有必要實行黨政分開，分開的結果隻能是互相推諉扯皮。之後，他又對鄉鎮內設機構進行撤銷合並，重新組成黨政綜合、財政稅務、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四個辦公室。對於鄉鎮下設的“七站八所”，除保留財政所之外，其餘全部和財政脫離關係，推向市場。這些舉措將鄉鎮一級由財政供養的人員減少了近半數，減下來的人一律自謀職業。這種改革在全國是首次，被視作中國基層政權衝破“黃宗羲定律”的成功嚐試。
宋亞平的改革徹底扭轉了鹹安區的落後局麵，自2000年改革以來，區財政收入由1999年的5400萬元上升為2000年的2.6億元。而鹹安改革“大旗不倒，力度不減”，並且其影響力還在向湖北全省延伸。
“被淡出”的結局
鹹安改革的另一個反促效應則體現在政壇導向性上。
2003年底，宋亞平由鹹安區委書記越級調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這是宋亞平第二次回到研究室。1986年，從武漢大學曆史係畢業之後的宋亞平，曾經被分配到省委研究室工作。十七年過去，人生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據說這種由區委書記直接調至省裏的情況在湖北極為“罕見”。有人把這一提拔解讀為“上級對鹹安改革的一次肯定”，也有人分析說這是對宋亞平的一種“保護性提拔”。
除宋亞平被越級提升外，改革的另一名重要參與者，原鹹安區區長王玲也調任地級市荊門市市長，由此帶來的政治示範效應一時成為湖北其他縣市官員談論的焦點。
媒體對宋亞平最後一次密集報道，也就在這個時期，因為媒體更多的是擔心鹹安改革是否會重蹈“人走政息”的覆轍。
2003年11月4日，湖北省委、省政府以鹹安經驗為基礎，聯合下發17號文件——《關於推進鄉鎮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試行）》，決定在監利、老河口、安陸等七個地方進行試點。這或多或少平息了人們對鹹安改革的擔憂。
不過，宋亞平從此逐漸退出了公眾的視野，即使常有媒體采訪，他也總是很堅決地予以拒絕。他說自己已經不“在其位”，不便再“謀其政”。鹹安的改革已經成為過去，是好是壞亦由不得他自己評價，“要讓事實說話”。
“事實”是，在全省一百多個縣（區）中，鹹安區已經由過去的第八十多位躍升為第二十位，進入了全省縣域經濟發展的“第一梯隊”，鹹安區2008年度的區財政收入超過三億元。鹹安的事實證明，政治體製改革可以促進而不是阻礙經濟的發展。
然而鹹安政界並沒有忘掉這位當初的改革主導者。
據鹹安區委的相關負責人介紹，鹹安政改在參評“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時，評選問卷中曾有一道關於改革動力的調查，三個調查選項分別是：上級部門要求改革、地方政府自發改革和因某某人主張改革。
鹹安區委填選的是最後一項。
當地的一位官員直言：“在鹹安改革中，宋亞平是靈魂人物。他的許多改革措施當時並不為幹部群眾所理解，認為他隻搞改革不搞發展。現在看起來，如果沒有當年那些大刀闊斧的改革，鹹安就不會有今天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麵。”
鹹安區委黨校校長講了他親身經曆的一件事：“鹹安區是湖北鹹寧市下屬的一個區。我到中央黨校學習，在做自我介紹時，我說我是湖北鹹寧市的，人們沒有反應。我說我來自湖北鹹安區，立刻有人就說，‘知道，就是那個搞鹹安改革的鹹安嗎？’”
現在已經是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的宋亞平談起過往，麵對社會上的議論，他一律淡然處之。隻是媒體仍然不時會提起這位個性鮮明的改革者：有人說他是近年來湖北鄉鎮改革的“幕後推手”，也有人說他官場並不得意，仕途蹬蹭……
“我現在一般去宣傳黨的政策，一般不去想自己對改革的看法”，宋亞平語氣一改以前的那種激越。
從官員到書生，宋亞平似乎又回到了人生的起點。或許這是命運的一種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