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是國家權力和信用的象征。王莽貨幣製度的改革，徹底拖垮了已經奄奄一息的帝國金融體製。
社會迅速陷入了混亂，列強和豪富乘機製造通貨膨脹，發動了一場對於王莽這個大新帝國的貨幣戰爭，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大肆吞並土地，令大批流民破產。下層百姓開始發泄對政府的不滿，各地紛紛騷亂。
一場打擊特殊利益集團的改革，到最後竟然成為這些集團繼續擴張自己私欲的契機。
更糟糕的是，由於王莽依據那些已經久遠的儒學經典的繁文縟節，對行政機構不厭其煩地多次更名，導致的一個嚴重後果是指揮係統的極端混亂。
王莽對帝國的臣屬藩國也一律取消他們的“王爵”的封號，改稱“侯爵”。這時候，那些也早已對王莽心生不滿的少數民族在邊境也相繼起兵，討伐王莽，要求為自己封號正名。
內憂外患下，王莽這個用《周禮》締造一個大同理想帝國的宏願已然宣告破滅，等待他的是一個已經群體性事件頻頻爆發的國家爛攤子。
這一次，這個昔日的儒生領袖驚慌失措，幹脆命令軍隊和警察對無辜的已經無家可歸的貧民揮起了屠刀，更大的輿情和暴亂以報複性反彈呼嘯而至。
最終，一幅“社會主義”改革的理想藍圖，在經曆了短暫的十五個春秋的激情演繹，隨著公元23年王莽生命的終結，在一場流血中化為泡影。伴隨王莽終結生命的還有那些試圖和他一起建立這個理想社會的數千忠誠粉絲。
王莽還沒有來得及去申辯，便把自己六十八年的生命交給了漫漫長夜的曆史去審判。
曆史將會給出怎樣的答案？
1926年，毛 澤 東在廣州農講所講課，談到曆史上沒有人研究過農民問題時，他就直言不諱地提出：均田製是王莽時提倡的，可見他注意到農民問題了。因為農民問題最重要者其惟土地，而他先節製田地。地主階級見王莽所行的政策諸多不利於己，欲尋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劉秀遂於是時起來了，倡人心思漢，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蓋因王莽代表農民利益，不得地主階級擁護，劉秀則代表地主階級之利益，故能得最後之勝利。
一場轟轟烈烈的托古改革運動結束了。理想的激情燃盡，一個神話從終點又回到起點。
順天時是偉大的政治家所必備的素質。和失敗的政治家相比，一個根本標準在於：一個有預感未來的能力，並能夠製定詳細可操作的政治綱領，一個則是理論機械的模仿，而無順應政治情勢的演練技能。
改革家都必須嚴格按照身處的社會實際情況去進行循序漸進的改革，不能夠事先給自己腦袋套上任何理論和理想的套子，實踐才是檢驗改革的唯一標準。否則，改革便是災難。
王莽的悲劇在於，以一個古典哲學思想型知識分子的個人情懷，過分迷戀於已經風靡一時的儒家經學的國家模型，企圖構建一個理想的世界。
事實上，構建這樣一個大同理想的世界，不僅僅是王莽這樣的“官二代”。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裏，這位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和他的老師蘇格拉底更是公開一致宣稱：隻有那些真正的知識分子，哲學思想者才合適當統治者，因為他們完全是理性的，能夠控製自己內心魔鬼的衝動，看到真正利益所在，不會去施行真正無法忍受的暴 政，從而走上民主政體的道路。
蘇格拉底為了證明這個真理是如何的正確，他幹脆不停地四處演講啟蒙，最後城邦的最高統治者和民眾對他的態度，也從當初的尊敬慢慢變成了厭煩。
公元前399年，這個號稱世界上最早的理想自由的古希臘城邦以蘇格拉底式的民主投票的方式，一致同意以“腐蝕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處七十歲的蘇格拉底死刑。
柏拉圖聽到這個消息驚呆了。蘇格拉底之死，讓他得出了他和蘇格拉底在《理想國》對話中另外一個結論：一旦一個政治製度敗壞了，無人能夠在不借助朋友的狀態下，將其恢複到原始健康的狀態，所以知識分子一定要回到書齋中去，離政治遠點，決不和政治發生關係。
雖然嘴上說是這麼說，但柏拉圖最終還是沒有抵擋住政治伸過來的誘惑。
公元前368年，遠在敘拉古城的柏拉圖的一個忠實粉絲迪恩寫信給他說：現在統治這個古城的是他的好友兼連襟小戴奧尼素，小君主和他一樣，喜歡哲學，也算是個高級知識分子，二人都非常仰慕柏拉圖，很想接受柏拉圖的指導。
接到迪恩的邀請信後，柏拉圖猶豫了許久，最後決定還是去玩一把政治，他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憑借他的哲學智慧，可以建立起一個他《理想國》中描寫的理想國。
小戴奧尼素在接受了柏拉圖哲學的熏陶後，開始以哲學家自居，並準備撰寫一本治國理論的書。他開始認為自己代表智慧和真理，因而也更加專製和狹隘。迪恩也接受了哲學的洗禮，他同樣以掌握真理的知識分子為名片，在小戴奧尼素的專製下，迪恩也以暴力革命的手段走向前台。推翻了小戴奧尼素不能忍受的專製後，他也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三年後，他又遭到部下的叛變和謀殺。
柏拉圖的前前後後三次敘拉古之行，一次比一次失望。他沒有在這個國家建立起他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的理想國，而是被更加頻繁的暴亂和專製所替代。
今天，當我們無數知識分子仍然在津津樂道談論《理想國》時，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真正留意柏拉圖這一段不堪回首的政治履曆。
也許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這一段政治經曆，真正留給當下的一個教訓是：如果一個知識分子或者政治思想學說“絕對理想國”的構建者，試圖自己或者幻想這樣的代言人走上政治統治（甚至是最高統治）這一條道路，那麼結果則是要麼政治被破壞，要麼知識被破壞，要麼兩者都被破壞。在這兩者之間，必須建立一個安全的隔離帶。否則在政治的實際操作層麵，知識分子依靠理論模型吞下的精神鴉片，無疑會成為一個國家最致命的毒藥。
隔著五百年的煙雲，跨過遙遠的海岸，無論是王莽、愷撒、柏拉圖，甚至是小戴奧尼素，他們都在另外一個曆史角落裏狹路相逢了。
同樣是西方自由主義代表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這樣告誡道：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想象得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曆史行而無遠，當今天新（極端）左派，新（極端）自由主義學派和新（極端）儒學派正在喋喋不休論戰時，曾經的苦難，像幽微的鍾聲，敲響了千年中國正在疾奔的政治旅程。
正如德國著名詩人荷爾德林在詩中寫的那樣：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當初試圖用它將國家變成天堂的東西。
這從一開始就是一條不歸路，最後連著這個帝國一起倒下的，還有王莽這個風中騎士的身軀。
但儒學治國的情懷，並沒有隨著王莽生命的終結而消散。
盡管幼稚，但這畢竟是個偉大的實驗，王莽的失敗也以不同的方式，鼓勵和提醒著更多的後來者走上政治變革這條道路，當然，他的失敗也給予後來者更多的警示。這也正是這個民族得以綿延千年不衰的真正基因。
德國哲學家阿倫特說：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另外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
王莽不是曆史的罪人，他應該得到公正的敬意。他的後來者，沒有一個比他走得更遠，也沒有一個比他更有心懷蒼生的理想情懷。他成了帝國的孤兒，一個曆史的先烈。
“秦人無暇哀之，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一千四百年後，大明帝國的第二任皇帝，年輕的建文帝朱允炆，書生氣十足，繼承了王莽的儒家情懷。
建文帝把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三位儒家名師引為心腹，進行建文新政的具體規劃。
方孝孺依據的仍然是兩千多前的《周禮》，一部關於社會主義烏托邦式政府的經典著作。對六部及其下屬司的組織所作的各種改動中，對官員和皇帝侍從的頭銜所作的變動，以及對南京各官署的名稱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著《周禮》行事。
這三個大臣勇敢、正直並滿懷著理想。但是，他們都是書呆子，缺乏政治實踐意識和從事公共事務的經驗，也沒有領導才能；他們對於問題的分析往往限於紙上談兵，不切實際。
1402年，燕王朱棣三十萬大軍的鐵蹄把這個不切實際的新政蹂躪在腳下。
一心也想複古建立不朽帝業的建文帝，最後在皇城南京的一場大火中，不知所終。
隱伏在中國政治生態下的孔孟之道，即使到了二十世紀中葉，王莽儒家情懷的影子仍然揮之不去，鼓勵著那些想要參與社會革新的人們。
帝國在掙紮中繼續匍匐。
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推出的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新運動雖然標榜新生活的幌子，內容卻是舊的儒家思想的底子。
1945年，在抗日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蔣介石在召開行憲國民大會的前夕，信心滿滿地發表了由陶希聖替他捉刀的著名的《中國之命運》一文。
蔣在文中這樣說道：培養國民救國道德，即是恢複我國固有的倫理而使之發揚光大。而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使我國民具有重禮尚義，明廉知恥的德性，這種德性，即四維八德之表現，而四維八德又以“忠孝”為根本。
這是一篇儒學新政的檄文。四年後，蔣介石政權在大陸潰敗，儒學複國的夢想，隨著曆經十五年的新生活運動改造，也一起在異鄉飄零了。
德國著名經濟學家赫希曼在《激情與利益》中這樣寫道：追求烏托邦的崇高理想，容易帶來傷害與恐怖，激情驅動的行為是狂野而有害的。
然而，曆史就是在這樣的流血輪回中悄然改變了。
現代著名湖畔派詩人馮雪峰在《雪之歌》這樣歎道：
一切的深思，
一切的無知，
一切的嗚咽，
一切的饑餓，
一切的隱閉
和一切的赤 裸，
都從一個夢裏，
飛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