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侄的一次成功的政治布局，一場和平政變遂告落幕。
經曆過政權的數次更迭，王政君也已心意懶散，開始退居二線。畢竟這個曆經三朝的老人已經七十二歲了。
王莽成為這次政變最大的贏家。在一個傀儡皇帝的遮護下，他以安漢公的名義總攬政綱，成為未央宮裏真正的主人。此後，他再也沒有離開過這裏，政權被他牢牢地控製在手中，他用鐵血的專製手腕，開始了漫長的以儒道複新來治理這個龐大帝國的事業。
公元前3年，漢平帝跨進了人生的第十二個年頭。經過上下群臣一致的強烈要求，王莽的女兒最後成為皇後。
這一年，為了大興教育，王莽將太學從哀帝時期的一千人擴招至一萬人，設立各類學問經典著者的博士。一時，儒學、曆算等長安各路精英雲集此地，參加辯論。
英國劍橋學者李約瑟博士後來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說：這是王莽召集的中國古代第一次科學專家會議，是科學上真正的一次百家爭鳴。
另一個背景是，由於大財團和貴族的把持，土地兼並日益嚴重，許多農民失去土地，開始流離失所。
王莽開始把財政向民生傾斜。他在城中由政府投資，興建大量的廉租安置房，供貧民居住。
緊接著，他又下令，修改法令。對老人和小孩子不加刑罰，婦女如果不是重罪一般不得逮捕。
幾近傾覆的大漢，在王莽開出的藥方調劑下，開始慢慢恢複了元氣，四海之內開始了歌舞承平的短暫回魂時光。
儒士們高唱讚歌，以古代周公相稱，歌頌王莽實行仁愛，懲罰私親，以禮治國的不朽功德。
儒生們奔走相告，他們把這一切都歸功於王莽的英明領導。王莽也無可爭議地成為儒學的領袖，士子和平民們心中的偶像。
公元4年，京城周邊地區的大約四十八萬知識分子，約占這個地區知識分子比率的96%，聚集都城廣場進行造勢遊行，聯名上書給皇帝和王太後，表達他們的意願，要求加封王莽為九命之錫——這是僅次於皇位的最高獎賞。
麵對民間這一要求，王莽連夜上了份奏章表明自己的心跡：我是外家親戚，已經越過資曆占據高位，我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你們停止這些請願，讓我安心完成禮法的製定，然後公布全國。如果禮法遭到非議，那麼我來承擔政治責任下台。如果大家肯定禮法，那麼我能夠保全性命回到封地，給賢能讓位是我最大的心願。請你們務必能夠理解我現在的心情。
這個時候的王莽，還沒有脫離他儒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情懷。他的這一番表白，盡管有作秀的成分，但他對自己有足夠的清醒認識，也算是發自肺腑。隻是這時候，身在政治江湖，情勢的發展，已由不得他自己了。
奏章一出，立刻在朝野掀起了更大的波瀾。這一次，劉氏皇室後裔，貴族王侯們也加入了聲勢浩大的請願。
公元5年5月，王政君親自來到未央宮，宣讀了賜給王莽“九命之錫”的誥命。五十歲的王莽走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儒家知識分子問政的峰巔。
亞當·斯密說：“試圖指導私人以何種方式運用其資本的政治家，不僅是其本人在瞎勞神，也是在僭取一種無論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權給樞密院和參議院的權力；由一個愚蠢和專斷到幻想自己是適於行使這種權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險不過的了。”
盧梭在他的成名作《社會契約論》中這樣寫道：“人是生而平等的，但往往無不生活在枷鎖之中，那些自己認為是主人的人，最後往往也會成為奴隸。”
而這時候的王莽，正在大搖大擺地踏向一條通往未來和曆史的奴役之路。
冒險的實驗開始了
權力是最好的春 藥。
被民意挾持的王莽也開始了他個人的飄飄然的政治欲望的膨脹。
兩個月後，在深宮一直戰戰兢兢的小皇帝寂寞地死去，他的身邊除了宦官，沒有一個親人陪伴，平帝之死也成為一樁王莽無法說清楚的疑案。
兩歲的劉嬰成為繼位者，王莽理所當然地被眾人推舉為攝政王。
但權力的鬥爭並沒有終止。
公元8年，一些看出王莽篡位野心的皇室後裔買通了侍衛，策劃綁架王莽，另立新主。
政變的計劃很快暴露，參與的人全部被處死。王莽第一次感受到了來自皇室權力的真正威脅。畢竟，劉氏才是這個帝國的真正主人，他充其量是個高級打工仔。
公元9年，新年剛過，在朝野的各路高調勸進聲中，一直以周公自居的王莽，不顧王太後的堅決反對，撕去最後的麵紗，逼迫劉嬰禪位，建立新朝。延續二百一十五年的西漢帝國宣告結束。
王莽上台後，立即提拔當時的大知識分子劉歆，為大新帝國的“國師”，建立一個以高級知識分子為班底的輔政班子。而王莽本身就是一個大經學家，對經學十分癡迷，事必據《周禮》。
還在平帝時代，王莽就支持劉歆，把古文經立於學官，設立古文經學博士。王莽篡漢後，劉歆成為四輔臣之一，以“國師公”的身份，用古文經學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於今文經學的理論，用來“托古改製”，期冀建立一個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想國。劉歆後來也在一場推翻王莽的政變中失敗而自殺。
柏楊後來在《中國人史綱》中說：“王莽是儒家學派的巨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曆史上僅此一次。他奪取政權的目的與劉邦不同，劉邦之類隻是為了當帝當王，滿足私欲。王莽則有他的政治抱負，他要獲得更大權力，使他能夠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一一實踐，締造一個理想的快樂世界。認為古代社會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後來，互相爭奪，遂發生不平等現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窮人則一無所有。男子淪為奴隸，女子淪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婦，終年辛苦耕種，卻不能吃飽。”
這當然是柏楊對曆史和王莽的一廂情願的解讀。恰恰相反，曆史一再證明，試圖依靠模型建立一種理想國的大同社會的極端自由主義者，一旦走上政治權力的舞台，他們往往走入架空社會的另一種極端專製的陷阱中，為極端政權所張目。
即便是在西方，當民主啟蒙已經完成，當知識分子與政治相遇，這樣的悲劇仍然無法停止轟轟烈烈的上演。
從海德格爾到施米特，從薩特到福柯等，當他們的知識激情為自由政治所誘惑或屏障，就像王莽一樣，將會不可避免地滑向民主的對岸。
這是中國曆史上真正以儒家身份登上帝國最高統帥的第一人，他的知識分子形象極大地鼓舞了後來者。
後來，一直提倡好人政府的自由派民國學林領袖胡適，在1929寫的《再說王莽》中深有同感地說：“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雖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及《周禮》，才知道王莽的確搞的是社會主義那一套。”
1946年，胡適決定效仿他的政治偶像王莽，參加國民政府的行憲國民大會，以獨立知識分子身份競選中華民國大總統。
隻是胡適沒有王莽那麼幸運，沒有政治集團的護駕，知識分子身份隻是招牌，而不是實力，離開了外戚這張王牌，王莽的儒家身份在政治上也不會讓他走得如此之遠。
然而，王莽以民意自重，自立為帝，也把自己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白居易有詩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
曆史沒有太多的假設，它的詭秘就在於它有無限不可預測的可能。
1916年，被西方國家一直寄予改革厚望的袁世凱，在自己兒子導演的勸進聲中稱帝，廢掉中華民國稱號，改元洪憲，然而在各路討伐聲中，6月6日袁世凱就在鬱憤中結束了他的千年帝夢。
王莽和袁世凱的名字，在曆史的深處，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
名正言順地登上了帝位，掌握了最高權力後，新帝王莽在沒有培養好得力的內閣執行團隊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托古改革運動。
公元9年，為了解決西漢末期日益嚴重的土地危機，王莽根據《周禮》關於井田製的記載，頒布政令：
（1）取消自商鞅變法以降實行的土地私有製，規定土地一律國有，不允許土地私人買賣，恢複一千多年前的井田製。八口以下的家庭，土地不得超過九百畝。
（2）耕地重新分配。沒有土地的貧民，由政府分給土地，以一對夫婦一百畝為標準。
（3）禁止奴婢的自由買賣，提高奴婢的社會地位，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
公元10年，在沒有鞏固既有的政治體製改革成果的情況下，王莽又倉促地進行了經濟改革：
（1）政府控製物價。糧食布匹等供過於求時，政府按成本價買進；求過於供時，政府平價賣出。
（2）征收所得稅。一切工商業，包括漁獵、醫療、織布、旅館、工匠、擺攤等，從前自由經營的，現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稅。
（3）實行專賣製度。鹽專賣，酒專賣，鐵器專賣，由中央政府壟斷貨幣發行權（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鑄錢幣）。
（4）規定國內所有自然資源均屬國家所有，由國家開采。
（5）首創政府貸款。老百姓沒錢祭祀喪葬，可向政府貸款，不收利息。經商貸款，收10%利息。
這些頗具前瞻性的改革設想，在十九世紀的西方，才被法國一個叫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一再提及，王莽在一世紀就開始了社會主義在遠古時期的實驗。
在沒有得力的新政監督與執行層的情況下，土地國有化和禁止買賣奴隸的政策僅實行了三年，就遭到了大地主與豪強的強烈抵製，根本無法推進。
這個時候的王莽，也不是沒有翻身的機會，如果對他的新法加以適當的改良，立刻組建強有力的執行機構，動用強製的行政力量，度過變法的激烈陣痛期，曆史將會為此掉頭續寫傳奇。
公元12年，王莽在巨大壓力下不得不取消兩禁令，準許買賣土地和奴隸。
書生的軟弱本性，導致了王莽的妥協。剛剛看見新政幽微的曙光，便又熄滅了，變法也失去了最後正名的時機。
就在王莽實施激進改革的同時，他在很短時間內改革幣製高達五次。英國現代著名的經濟學家齊克說：貨幣的命運最終也是一個國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