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信息碎片化時代的來臨，人們漸漸迷失了自己。如今儒學再次席卷全國，但一個負麵的影響則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縛著人們變革求新的思維發展。
一個封閉的國家注定是失敗的，將會被創造力所打敗。創造力產生競爭，它使人們總是想競爭，想做得更好。
我們可以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國家，曆史性的機遇稍縱即逝，它隻屬於那些引領潮流的開創者。
正如湯因比所言，失去了創新活力的國家，終究會被曆史淘汰。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三：社會對改革者缺乏必要的寬容
鄧小平說：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需要摸著石頭過河。這就決定了改革的複雜性和艱巨性。按照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科斯的理論，改革是對現有體製弊端的一次顛覆，是對各階層和政治勢力產權交易的重新界定，肯定將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攻擊與圍剿。沒有任何一次改革是皆大歡喜的，引發衝突與爭議肯定無可避免，偶然的失誤也在情理之中，這是時代發展的規律。
如果說兩千四百多年前商鞅推動新法，人們反對尚可理解，那麼今天，當呂日周基本安全著陸（轉到省政協工作）之後，曾感歎說，“看看曆史上的改革者們，我的遭遇已經算很好了，好歹算是提拔了，這也算是組織對我的一種肯定，我非常感激”，就有些不可理喻了。
甚至在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以後，國內的思想界和輿論界對他發動的這場現代化改革仍頗有微詞。
這一年，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派經濟學家的理論開始主導西方政府的財政政策，凱恩斯高度集中的經濟政策的影響開始消退。
在經過各自的經濟挫折後，中國和西方都開始冷靜審視自己的財經政策。兩個曾經敵對的陣營，小心翼翼地越過意識形態上的錯位對壘，哈耶克和鄧小平，基於對市場的共同認識，他們隔空找到了交集。
曾一手推動了銅陵改革的現任中 共中央政 治 局委員，曾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可以允許失敗，但不允許不改革。
不能一有爭議就否定改革者，繼而否定改革。
如果說在以前，對改革者持批評態度的是改革者本身所處時代的對立利益集團，即強大的儒生利益；那麼現在，對改革者普遍持批評態度的則是一向自詡為民意代表的大眾媒體。
中國的新聞媒體曾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為改革搖旗呐喊，使得改革得以在全國深入人心，風起雲湧。
2003年，曾一手推動了輿論風暴的山西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在仇和昆明新政的調研中特別提出了這樣一個讓人警醒的問題：要控製社會媒體對改革者無休止的批評，為改革者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事實上，如何辯證看待改革者本身所受到的爭議，如何站在國家和曆史的高度與深度，看到因改革而帶來的各階層之間的分歧，已經成為社會大眾媒體需要不斷學習的一個新課題。
由於媒體本身擔負著社會公器的職責，媒體對改革發出任何聲音都應該慎之又慎。而現在，媒體因為同業競爭的加劇，以及從業人員綜合素質的普遍偏低，狹隘，浮躁，越俎代庖，迂腐的書生意氣，缺乏對中國曆史和中國政治現實土壤的了解，已經導致一種媒體幼稚病。媒體在改革中本應擔負起啟蒙者的角色，卻變成守舊勢力，以及過於脫離中國當下政治現實，粗暴反對改革的工具。
在風雨如晦的漫長歲月裏，一代代的先知先行者們，為了完成強國富民的宏願，完成天下一統太平的藍圖，他們在各自時代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狂想與熱情，甚至他們的瑕疵與幼稚，我們都應該給予足夠的寬容和理解。
我們至今缺少一種真正骨子裏對這些改革者們起碼的寬容，缺少對曆史深處的敬畏與敬意，缺少一種對國家蒼生的擔當。
如果我們要建成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們必須有從頭做起的勇氣，即使意味著欲進先退。這是奧地利經濟學派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給出的忠告。它或許會給我們當下的改革帶來另外一種啟示。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四：知識分子獨立參與社會改革依然沒有找到出路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就知識分子和國家的關係提出這樣一個著名的論斷：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傾危之世，士在遊寓；亂亡之世，士在阿穀。
魏源以深刻的社會洞察力，給世人勾勒出一幅知識分子與國家命運關係的曆史掛圖。每當中華民族曆史處在遭遇重大危機而要革新的關頭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基本上都躲在深山遠穀裏忙著“采菊東籬下”了。
對國家的曆史使命，中國知識分子至今還缺乏一種真正的國家責任的擔當。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法國偉大的思想啟蒙者盧梭卻認為，如果大臣的能力，法律的智慧甚至無數居民，都不能夠保護國家免受愚昧和侵害，那麼代表這個國家的智者又有何用？
我們也看到了這樣一幕：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王莽試圖依靠自己的專權去建立一個社會理想國，最後發現那不過是一個幻滅的烏托邦；康有為和梁啟超試圖以自己的聖人理想建立一個“大同社會”，到最後才發現那不過是黃粱一夢。
美國華裔曆史學家張灝對此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期盼道德成就卓越者擔任政治領袖，其極致即聖人為王，這意味著政治領袖不但應該管理政治事務，而且要作精神導師。儒學始終未放棄人能成聖成賢的信念，認為政治權力可由內在德行的培養去馴化。傳統儒者雖表現出極高的“抗議精神與批判意識”，但並未能將此精神與意識轉為客觀製度的構想。
“烏托邦”一詞幾乎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的專利。初登權位時的自信膨脹，挫折時的自暴自棄，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參與改革的政治基因。所有的宿命，其實都是知識分子自身性格的投照。
中國千年的曆史表明，知識分子在強大的政治麵前，常常頭破血流。獨立問政改革需要一段漫長的道路要走，在這條崎嶇的路上，他們應該堅持合作而不抵抗，補充而不僭越，聯盟而不孤絕，批評而不殺戮的政治立場。這樣他們才能夠安全著陸，進退有保。戊戌新政的失敗，也是光緒和一幫知識分子缺乏政治常識導致的一場改革悲劇。
晚年的梁啟超回憶自己在戊戌變法中那段充滿青春激情的歲月時，曾自責道，自己知識分子式的自我放縱、膚淺和前後矛盾，最終摧毀了那場曆史變革。
曾參與這次變法的另外一個重要人物張元濟也曾回憶說：那時我們希望通過變法來改變國家的命運，到最後卻發現是一場夢。
許多年後，已經遠離了政治的張元濟，創辦了商務印書館。他因自己的一次政治幼稚的失敗，回歸到一個書生的本業中去了。
曾經和康有為有過短暫人生交集的孫中山則對此評論說：戊戌新政不過是一群迂腐無用的書生導演的一場鬧劇。
一手締造了新中國的毛 澤 東談到戊戌變法的失敗時，則把康梁這樣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失敗的烏托邦的實踐者而提及——預見到變革但缺乏實際手段的一群人。
盡管如此，康梁等知識分子的一次國家救贖，仍然是當時知識分子階層的一次偉大超越。那時的知識分子就和當下一樣，不是虛無憤青的自戀，就是淪為權貴的掮客。
如果說古代有朋黨之爭，那麼現在則改頭換麵，借屍還魂。極左派和極右派的情緒化的惡鬥，導致中國目前對改革無法達成社會共識，倒是喪失了許多機遇。對改革任何不切實際的激進主義和固步守缺的保守主義，都會最終激蕩成國家災難。從士人到知識分子，從傳統社會到現代中國，在曆史的轉折時刻，在承擔批判社會的責任，繼續擔當社會啟蒙者的同時，知識分子進行必要的自我反省和救贖已很有必要。
如果有一天，改革拋棄了知識分子，那首先是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國家與曆史使命。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五：改革一旦停滯，社會必將會進入劇烈震蕩期。
我們先看看曆史上最為著名的幾次改革因為停滯而引發的曆史劇變。
公元9年，王莽正式稱帝，進行新政改革，遭遇層層阻撓。公元23年，王莽被殺。曆時八年的王莽變法失敗。公元25年，農民起義領袖劉秀建立東漢。
公元805年，唐朝王叔文為首的永貞革新失敗。五十四年後，浙東首領裘甫聚眾起義。874年，王仙芝率眾數千在長垣（河南長垣縣）起義。次年，黃巢率眾數千響應王仙芝，在冤句（山東菏澤縣西南）起義。創造了無數燦爛文明的龐大唐帝國，很快在農民起義中解體了。
公元1082年，和王安石一起發動變法的宋神宗病逝，哲宗繼位。新法悉數被廢，曆時十六年的變法宣告失敗。四十五年後，也就是1127年，不可一世的文藝大國北宋在金人的鐵蹄下迅速傾覆。
公元1582年，張居正病逝。萬曆親政，罷黜張居正十年推行的新法。四十六年後，明崇禎元年，也就是1628年，爆發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1644年，大明帝國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