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9月，慈禧率先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海外。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失敗。十四年後，1912年，清帝國在革命炮火中結束了曆史使命。
我們看到了中國曆史上可怕的現實：成功的改革不多，成功的暴力革命很多。一旦改革停滯不前，由此帶來的負麵效應將被放大，在一個甲子內，社會必將發生劇烈震蕩，革命很有可能成為改革的替代品。
事實上在中國，革命往往是推倒重來，在廢墟上構築新的政權堡壘，正因為這樣，以這種方式奪取政權後，往往更極權更糟糕，缺乏包容與敬畏，容易割斷曆史血脈。
成功的改革家必須是超一流的政治家，成功的革命家隻要是二流的政治家即可，這是中國特有的政治生態。因此對改革家的寬容與保護尤顯可貴。
奠定美國現代政治思想學說的亨廷頓對此有著極為精辟的認識和分析：改革者的道路是艱難的。改革者不僅要比革命者更純熟地駕馭社會勢力，而且還必須更精確地控製社會變化。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於操縱各種社會力量，而且在對社會變革的控製上也必須更加老練。改革者著眼於變革，但又不能變得太徹底，他要求逐步變革，而不是劇烈的變革。革命者對任何一種變動和混亂多少都會感到興奮，革命者長於破壞、推翻一個社會架構，而疏忽調整、建設一個社會架構，而一個改革者卻必須有選擇，有鑒別，比起革命者來，他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變革的途徑、手段和時機上。與革命者一樣，改革者關心各種變革之間的關係，但這些關係，對於他來說，意義卻更為重大。
正如著名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所言，改革是一種變化，這種變化導致現存特權集團的權力受到抑製，而非特權集團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則會相應得到改善。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那麼和三十多年前的那場農村土地承包改革密不可分。
隨著中國的改革向縱深全麵推進，中央政府更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強化農村改革的力度，繼續把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加大農村鄉村結構建設和公共基礎的投入。當今許多地方政府熱衷於積極推進農村小城鎮化建設，於是地方政府動用公權力強製拆遷，導致眾多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大量的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生活沒有得到製度性保障，成為城市的無業流民，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中央政府對此應該給予高度重視。
亨廷頓在研究了中外曆史後對此告誡說：在現代化政治中，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對政治秩序起決定性作用的並不是知識分子和官僚階層，而是農民，農村則扮演著關鍵性的鍾擺角色。如果農村支持現存政治製度和政府，那麼該製度和政府就可免遭革命。沒有哪一個社會集團會比擁有土地的農民更加保守，也沒有哪一個社會集團會比沒有了賴以生存的土地的農民更加傾向革命。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個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政府的穩定，端賴它在農村推行改革的能力。
鄧小平在1984年對此就有清醒的認識，並發出過這樣的警告：如果我們像今天這樣，至少能使80%的人穩定在農村，我們也許就解決了80%的問題。
德國著名曆史學家布瑞克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後，在他的代表作《1525年革命》一書中，論證了一個令全世界震驚的觀點：創建近代民主政治的英雄，並不是帝王將相，而是一個由農民組成的階層，他們在特定階段聯合起來，自下而上地推動了現代政治的發展。
因此，可以這樣毫不誇張地說：農村改革是中國推動一切改革的大後方，它的成敗，將直接關係到這個國家未來的前途命運。
三十年前的鄧小平預見到如果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必然深化不下去。看今日現實，不幸被他言中。
必須承認，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土地上，凡是物質現代化都需要有一個政治框架的保障。
隻要是伴隨過去三十多年一路走來，以及與今天的中國現實仍有接觸並有所感知的人們，都會深知其中的艱辛和無奈，也能對這份無奈抱有一份深深的同情與理解。
中國當下的政治和經濟現實，也正以不同的形式、相同的邏輯，然而卻是更為密集和激烈的形態呈現出來。
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幕：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正在被拉大，權力性腐敗橫行，群體事件正借助現代傳播手段頻現於人們的視野，維穩成了政府的頭號政治任務，社會正逐步走向撕裂和對立。
怎麼辦？
解決這一係列極為棘手的社會問題，手段隻有一個：改革，改革，改革。隻有通過國家內部進一步深化改革，進行市場和權力製度化的重新界定，才能建立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
基於這樣的現實，當下進行政治體製的改革已經顯得緊迫。
胡錦 濤2010年9月6日在《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要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全麵推進經濟體製、政治體製、文化體製、社會體製改革，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
中國向何處去？
顯而易見的是，目前擺在中國麵前可供選擇的路徑第一是改革，第二是改革，第三仍然是改革。
沒有人能夠斷言處於矛盾、變革等種種複雜境地中的一個國家，最終將會走向哪裏。但我們知道，曆史不會回頭。
也沒有人能夠預測，在製度、權力、經濟、文化等等的合力作用下，一個國家還有多少可以被激發的潛能。
我們隻知道，未來總在想象之外。
四年後，當我梳理完中國的兩千四百年變革的曆史時，我驚呆了：任何一個民族曆史都沒有像中華民族這樣的反複輪回，也從來沒有如中華的那些先知們前仆後繼擔負起國家的重任，但任何一個民族也從來沒有像中華民族這樣的頑固保守。我們從兩千四百年前，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曾是如此的艱難。
當十七世紀的曙光照耀在遙遠的歐洲荷蘭，那裏誕生了第一家股份製公司時，在遙遠東方的中國，大明帝國的主政者萬曆皇帝，還沉浸在清算改革者張居正的喜悅中。
四十二年後，大明帝國覆滅。而新中國的現代企業製度股份製，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在浙江溫嶺初現端倪。
鄧小平發動的改革開放，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國家生產力的一次解放。
耶魯大學史景遷教授在考察中國曆史時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所考察的曆史在其演進的過程中，充滿了崩潰和重構、革命和進化、征服和發展的循環交替。
曾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大文學家蘇軾，幾經沉浮，晚年不得不發出這樣的人生感慨：不用思量古今，俯仰今昔人非。
改革是把雙刃劍，它是一道明亮而耀眼的傷痕，昭示著這個國家曾經撕裂的傷口，也預示著一個國家複興的起點。它是那些先知們發出的無限惆悵，也是民族走向救贖新生的呐喊。
我常常在無數個夜晚，在穿行曆史中詰問自己：我們創造的五千年的文明真的夠寬容嗎？我們一向自我標榜為大國國民，真的富於創新進取精神嗎？
一個當下無可回避的事實是：我們越來越自大自戀，越來越膚淺無知，越來越苛刻功利。
拋開過去的曆史不說，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真的符合大國崛起的要求嗎？
在這個時候，我總會點燃一根煙，然後陷入無盡的哀傷與絕望。
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一書中這樣寫道：一個人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中途，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發現了生活的使命。
茨威格的話，給了我無數次的安慰，這大概是我寫這本書的真正意義所在吧。
還好，我還年輕。我經常拿這樣的話安慰自己，我還可以這樣一直寫下去。因為我也發現了我的使命。
早在1817年，英國人口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在給其好友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信中寫道：“探尋國富國窮的原因是政治經濟學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
英國首相丘吉爾說：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你就能夠看到多遠的未來。
我試圖通過梳理中國這兩千四百年的改革曆史，把它放在整個世界的一個時間刻度表上，來尋找一條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大國興衰存亡之道，尋找這個國家得以生生不息的成長密碼。
法國哲學家、作家羅蘭·巴特感歎道：“我對曆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
通過四年的努力，我似乎破解了一直糾纏巴特的謎題。
每當這個時候，我總能記起美國詩人艾略特的這首詩：
我們不停的探索，
所有探索結束時，
都是物歸初始，
都是此境初識，
他依然還在探索。
2013年1月定稿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