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醞釀了將近四年的書。
大概是在2006的11月份，那時候中央電視台黃金時間正在熱播一部叫“大國崛起”的12集紀錄片。看完後我便有了寫這本書的念頭。
《大國崛起》是中央電視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國的強國曆史為題材並跨國攝製的大型電視紀錄片。中國的幾代領導人都曾反複強調，中國的發展，要吸收和借鑒全人類的文明成果。2003年11月，中 共中央政 治 局進行了第九次集體學習，學習的內容是世界上九個主要國家自十五世紀以來的興衰史。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中央電視台推出了12集電視係列片《大國崛起》，來解讀十五世紀以來世界性大國崛起的曆史，探究其興盛背後的原因。
十五世紀以來，隨著美洲新大陸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各國開始相互認識、了解和競爭。在近現代，有九個國家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先後登場，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們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
我們其實都生活在曆史的延長線上。“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是意大利著名曆史學家克羅齊1917年提出的一個著名命題。
1947年1月，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在《克羅齊的曆史學》一文中探求克羅齊的史學思想時，曾對這一命題作了如下闡述：沒有一個過去史真正是曆史，如果它不引起現實的思索，打動現實的興趣，和現實的心靈生活打成一片。過去史在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夠複蘇，才獲得它的曆史性。所以一切曆史都是現時史。注重曆史的現時性，其實就是注重曆史與現實的連貫。
六十多年過去了，朱光潛對克羅齊這一命題的認識，現在仍然深刻地啟示著我們。
事實上，央視《大國崛起》的熱播，不過是美國政治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1985年出版的《大國的興衰》一次中文影像版的演繹。
一個國家的複興，不是遺忘自己的曆史，然後沉浸在一次次簡單粗暴克隆異國模式的集體性狂想中。
英國曆史學家威爾士在他的《大國的崛起》中這樣論斷：世界強國的崛起都有著各自的方式，但它們之間有些東西是相通的，那就是勇敢進取改革的精神，以及這個社會寬容大度的心態。
威爾士的追問和探究，得到了美國華裔學者艾米蔡（美國著名的“虎媽”）的回應。艾米蔡在她的《大國興亡錄》中論證並揭露了一個令人入迷的事實：盡管統治世界的力量各不相同，但是至少有一點是相通的，那就是它們因為寬容而成功，因狹隘而衰落。
當下中國正走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道路上，中國的富強，將創造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這一過程深刻影響著世界格局。近代以來一百六十多年的追趕，使我們更需要去探索自己的一條強國富民的憲政之路。
三十多年前，鄧小平將改革開放的使命，嫁接到自“洋務運動”開始的中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之中。於是我們看到了他的愛國情懷、國際視野背後的曆史高度和良苦用心。
那麼，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數千年曆史進程中那些興衰的改革之道，應該以什麼樣的胸懷和態度來看待？我們曾經的漢唐風韻也曾引領過世界潮流，中華文明也曾閃耀於世界之林。中國當下的發展，又可以從中借鑒什麼樣的經驗和教訓？
當我帶著這些問題，試圖在中國浩如煙海的書本中尋找答案時，發現沒有一本完整的關於這些問題的案例研究。
一切的改革其實都是從案例出發。關於那些久遠的改革故事，如零星的煙火消散在曆史深處，消失在人們選擇性遺忘的記憶裏。那些曾經引領時代的先知們，要麼躺在地下還飽受爭議，要麼還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被人謾罵。
一個國家的變革史，那些改革者的命運與警示，也應該是一個大國得以崛起的一部分因素吧。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一：改革人治化難題依然沒有破解
從商鞅到張居正，從呂日周到仇和，好像是個悖論：改革能夠得以成功的推動者，都無一例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
中國幾千年的改革史，人治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
一方麵，改革的推行，必須需要一定的威權基礎，否則在中國強大的慣性思維麵前，一切的美好設想隻能是紙上談兵。
但改革者個人一旦沾染上人治的色彩，他也往往難逃悲劇的命運，變法最後的結局也是人亡政息。曆史已經無數次證明了這一規律，那些時代的先知們前仆後繼地付出了血的代價。
商鞅被車裂的畫麵至今還在被曆史定格，張居正死後官員們對他爭先恐後地彈劾清算，讓後來者們心有餘悸，仇和的鐵腕至今還在被喋喋不休地爭論。盡管作為個體，他們有著自身的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真正給他們帶來傷害的還是人治這一改革者揮之不去的魔咒。
人治是一個變革時代的必然產物，它映襯出的是中國幾千年改革政治製度設計的一次次缺席。
中國幾千年來的集權統治，存在於這樣一個獨特的政治環境中。幾千年的曆史，一直處在激烈的巨變中，改朝換代頻繁，製度化的建設一直落後於時代，不但沒有建設發展，而且一直被破壞。
即使在西方，現代經濟學奠基人凱恩斯對此也不得不發出這樣的人生感慨：從長遠觀點看，我們都已經死去。個人利益是短暫的，製度利益才是長久的。
亞裏士多德說：“對於民主政體或寡頭政體同樣適用的真正上策，不是他們最大限度的權力膨脹，而是確保他們延續最長久受命的製度政策。”
曾經主政昆明的仇和對人治給出了這樣的答案：用人治推動法製，用不民主推動民主。這算不算是對中國現實的一種無奈？
在今後製度還沒有完善的相當長時間裏，長袖善舞的改革者們如何才能夠在改革與體製之間、輿論與民眾之間遊刃有餘，這將是對他們政治智慧的嚴峻考驗。
坦白說，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政治遊戲，沒有一個人能夠保證自己在這場關乎生死的遊戲中能夠笑到最後。所以我們看到了張居正內心最為脆弱的一麵，他始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我們也看到了仇和無可奈何的詰問：為什麼人們總是把改革者隻分成好人和壞人？
國家的崛起、進步、公平與正義，取決於社會、市場和權力這幾種力量的製衡。權力失控，市場微弱，社會空轉，這是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麵臨的最大挑戰。
製度化的建設已經迫在眉睫。一旦成熟，這將會是一個國家和改革者雙贏的局麵。
中國式改革啟示之二：改革高潮仍沒有到來，保守勢力仍然強大，改革需新引擎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在研究21種在曆史上曾出現過，後來又相繼消亡的文明後，給出結論：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創新的活力，被曆史淘汰出局。
經過這麼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似乎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中國向何處去？這是許多有識之士不得不思考的一個國家命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成為當時中國的一個流行詞，在中央的號召下，地方上的主政者們，無數次舉起改革的大旗，整個大地都燃燒起改革的火焰。從早期北方內蒙古卓資縣的張楚，到主政南方福建的項南，改革以星火燎原之勢席卷整個中國。
然而，放眼當下中國，改革的火光已經暗淡。一度活力四射的中國社會呈現出少有的疲態。整個社會對改革的共識越來越少，對改革者的批評爭議越來越大，人們對公共政治事務已經沒有了熱情，整個民族沉浸在大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自大中，沉浸在一片大好形勢的承平歌舞中。民族主義甚至是民粹主義開始抬頭，拒絕創新，拒絕學習，這已成為改革的一大阻力。
在當下的政治生態中，推動改革仍然是一項風險極大的事業。
如何讓改革者群體輩出？建立科學合理的評估體係，這將成為執政黨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如果沒有一批務實創新的改革家，談國家複興還為時尚早。
幾千年的曆史一再證明，儒學在中國創新變革中一直是主要的反對力量。儒學越盛行的年代及地方，改革的阻力就越大。
儒家強調的自我修行和自我反省，遮蔽了這樣的一個可怕的曆史事實：由於他們自己過於相信道德榜樣的力量，他們對任何國家內部變革，都曾表示出不屑一顧的懷疑。
這種敵對，曾經在帝國的曆史中反複出現。他們把從儒家分裂出來的務實派改革官員視為儒家的叛徒。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幕：當北宋宰相王安石試圖改革時，那些大儒們一個個不由分說地向他舉起了屠刀，中國曆史上一個個偉大的文化巨匠們，開始淪為改革的殺手。
這些儒生們不相信任何的法律與製度，他們隻迷戀於個人內心的修為，他們隻信奉孔子所說的，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法來整頓他們，老百姓隻求能免於犯罪受懲罰，卻沒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製去同化他們，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有歸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