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曆史其實就是一部改革史。
古往今來，無數的改革者在這道路上前仆後繼。
且不說中國曆史早期那些不自覺的社會變革和後來數以百計的中小型改革，僅是那些影響巨大的改革運動就有十幾次。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運動此伏彼起，一浪高過一浪。秦始皇統一後的革故鼎新，氣魄大，影響更大，以郡縣製取代分封製，澤被千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鹽鐵專賣等舉措，影響之深遠何止一二千年？王莽改製，本擬挽救社會危機，卻以轟轟烈烈始，以身敗名裂終。北魏孝文帝改革，既顯示出少數民族出身的改革家的卓越風采，又反映出即使帝王帶頭棄舊納新也會碰到層層阻力。北宋的“慶曆新政”，透露出一家哭還是萬家哭的矛盾與隱秘；王安石變法，其是非功過至今眾說紛紜。當封建帝國的君臣們驕傲自滿、閉關鎖國之時，世界風雲卻在不斷變幻，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大炮一次又一次地轟擊進來。於是，被動挨打的古老帝國踏上艱難曲折的近代化改革曆程，神州大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等。
一部中國改革史，既有成功的歡呼，又有失敗的慘痛，無論何時何地，改革、變法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除舊布新往往需要克服各種阻力，要經過艱苦的鬥爭，甚至要付出巨大代價。
但是，究竟怎樣改革才能成功，怎樣改革會導致失敗？
這是人們竭力探求而又不易搞清的大問題。為此，才有了和著名曆史學者、媒體人，著有《潛規則》、《血酬定律》等的吳思先生的這次對話。
傅野：縱觀中國曆史上的改革，我們發現，無論是從商鞅到王安石，還是張居正，抑或是戊戌變法，這些改革大多失敗了。而伴隨著失敗而來的改朝換代，最終卻成功了。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在中國曆史上，要創新製度是不行的，推翻卻是可以的。接受推翻而不接受改革，是什麼原因呢？
吳思：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成功”或“失敗”來評斷這些改革的成效。
比如張居正，他在位時推出的“一條鞭法”等改革措施，當時是很受君主的推崇，而張居正本人也因此獲得了君主的重用，位高權重。雖然張居正身亡之後，其改革措施（除“一條鞭法”外）被明神宗廢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誣劾而被削官奪爵，但到萬曆末年，人們依然認識到改革的益處。因此，可以說張居正的改革非常成功，我們不能簡單的因為改革者個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將其改革評價為失敗。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等也是如此。
而朝代的更換，可以看作一個暴力集團打天下的過程。
事實上，中國曆史上打天下爭江山取勝的，往往是具有血緣集團優勢的。麻煩的是，血緣集團一旦取得了江山，一代一代向下分封，越往後血緣關係就越鬆散，而且人也越來越窩囊，因為不是淘汰競爭出來的，而是按照血緣繼承下來的。
商鞅變法立了二十等爵位，可以清晰地看出來是一個暴力激勵機製。從一等升到二十等，斬敵一個首級，爵位升一級，分田一百畝，宅基地五畝。到第二十級的時候就是封侯，就是一個小君了。這種製度同時規定，以前所有的封建貴族爵位要往下一代傳，必須下一代有戰功，否則他就不能繼承爵位。
但是，原本封建製度下就是要世襲的，如果說不許、禁止，會遭來多大的反對意見？能不能活著出來得享天年都很成問題。商鞅就是這個結果，被車裂而死。誰擋這條路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吳起，吳起說咱們別一代一代往下傳，三代終止行不行？不行，有的已經傳到第三代了，這等於奪了人家的爵位，這不就得罪了整個楚國的貴族？所以楚悼王一死，吳起立刻就被追殺，伏在楚悼王屍身上被人用亂箭射成刺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