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與政治有關的各種媒體，卻是越來越成為體現領導意圖和下達上級指令的單聲道。輿論營造至此，真正想推進黨內民主的領導人，恐怕也會產生孤立無援之感。當然，發表言論必須要有規範，對改革者要給予一定的寬容，多理解，多換位。但規範必須有法，法律必須保障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其次是放寬對民間組織的限製。一盤散沙固然不能成事，但也難以進行低成本的有效自治，難以開展建設性的對話和互動，難以抵抗腐敗。一旦有事，人人都可以不負責任，容易過激，變本加厲地破壞秩序和穩定。
再次是擴大基層選舉。村級選舉已經推行十多年，鄉鎮和縣級也該開始試點了。如果進展順利，可以繼續推進。如果進展受挫，可以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推想起來，局部基層的試點無關大局穩定，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也比較有限，應該是碎步前進的理想起點。
另外，還有司法，司法怎麼擺脫行政的約束，相對地獨立於行政等等。
溫和而平穩的政治體製改革是可期的，因此，應該有一個日程表，這樣就可以讓全國人民團結於一個新的目標之下，在一個新的旗幟之下，同心同德，建立一個新的公民權利社會。
傅野：1840年以降，中國遇到了千年未遇的大變局。一個現象則是知識分子參與社會變革幾乎都以失敗而告終，這當然有體製的原因，但知識分子本身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麵，經過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知識分子已經被迫退到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邊緣，失去了具有民族特質思想的土壤，遠離了傳統的政治話語權；另一方麵，他們又無法真正突破進入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陣地，從而從外圍來真正影響中國的政治生態。兩邊都不靠，導致知識分子在國家政治生態建設上麵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處境。
吳思：作為知識分子，既要保持獨立性和批判性，更應當有建設性。要盡可能從現有體製內部實現和平轉型。既要大膽揭露和批判公權的腐敗方麵，也要善意維護政府善治的權威。政府和民間良性互動，穩步演進，是建立新的政治體製的最好途徑。
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是有風險的。為了把改革造成的震動控製在社會可以承受的限度以內，必須穩妥。
所謂穩妥，就是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所謂激進，就是改革方案脫離現實太遠；所謂急切，就是改革的時間表安排得過於緊迫。
中國近百年來吃激進和急切的虧太多了。激進和急切可能使社會失控。一旦社會失去控製，處於無政府狀態，專製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製是結束混亂、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會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製者。如果是這樣，中國就會墮入暴民和暴 政相互交替的惡性循環。
在當下，知識分子應當更多地擔負起啟蒙者的角色，而不是破壞者的角色，隻有這樣，官方和民間的良性互動，才有可能建設成一個民主的憲政理想國。
（感謝徐陽協助整理本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