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簡而言之，封建主義是暴力集團打天下的激勵機製，一旦成功了也按照這個來分配財富。但是分配下去也有長期的弊病，一代不如一代，還有一個大弊病，分封的王和侯都有自己的軍隊，標準的封建製度是上麵有一個王，王下麵有大批的公，每個公都有自己的軍事體係、行政體係、稅收體係，是一個完整的體係，它下麵再細分。比如說三家分晉，晉侯本來就已經很牛氣了，有自己的一套體係，但是他下麵的三個大夫，每個都有自己的行政體係、軍事體係和稅收體係。三家分晉就是《資治通鑒》第一篇的第一個紀事，從此中國進入一個新時代。原來的規則體係改了，周王居然承認了他們，封他們為侯，分三個大夫為侯，整個規則體係就破壞了，進入了暴力競爭的時代。下麵小的暴力體係的實力一旦超過上麵的暴力體係，就有可能推翻上麵的暴力體係。就是說封建體係內部有一個暴力均衡，這個暴力均衡一旦破壞，天下就會很亂。春秋戰國就是暴力集團的均衡不斷破壞不斷重建的結果。
傅野：當代也有不少改革者，但這些改革派官員的結局往往令人惋惜。
如曾是內蒙古卓資縣縣長的張楚，河北無極縣縣委書記劉日，山西原平縣委書記呂日周，如今都已被廢黜；現山東省省長助理陳光，中 共綿陽市委副書記張錦明，湖北社會科學院院長宋亞平，是因當初的基層改革而得到保護性提拔，但曆經“險惡”，他們有種疲憊和淡然；而剩餘一批如仇和等改革的堅守者們，也依然頂著很多壓力，帶著“爭議”的帽子。
您如何看待這些當代改革者遭遇的命運？這是一種必然嗎？
吳思：他們都是改革浪潮中的個案，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的個人命運，而歸納出“所有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這個結論。事實上，隻要我們找到一個成功的改革者，這個結論就會不攻自破的。
而一個改革者在決定是否進行改革之前，其自身也是經過利害計算的，比如改革的成本、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改革後的收益、自身的名譽等等。
傅野：失敗的改革，是否都存在某些共同的原因呢？這是否與改革者必須擁有絕對權力有關？而改革者的身分，對改革是否成功，是不是也有著一定的影響？
吳思：改革失敗的原因，包括很多因素。比如改革的策略、改革的步驟、改革者的地位與權限等等。其中，還有重要的一點是當權者對改革的利害考量，如果當權者認為改革是利大於弊，那麼改革措施就可能會順利地實行下去，反之就可能不會順利地實行。
而成功的改革，必須是自上而下的，即便改革措施是從下麵征集上來的，最終實施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
由於中國的曆史特點，中國改革主導者始終是官方，未來的改革要繼續推進，就需要執政者有大擔當。如果中國政權自上而下都勇敢地為國家擔當改革的重任，中國未來會有一個非常喜人的變化，我希望這種局麵出現。
傅野：您在《論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動力》一文中指出，溫和而平穩的政治體製改革是可期的，關鍵在於向民間借力。您覺得這種借力應該走哪些具體的途徑？
吳思：首先要拓寬基層、民間和弱勢群體的表達通道。網絡和各種媒體不僅可能，而且應當滿足人民群眾發出聲音的需要。在世界媒體峰會開幕式上，胡 錦 濤強調，中國政府鼓勵和支持中國媒體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在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以及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方麵發揮重要作用。這正是媒體管理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