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隻要跑鴻海路線的台灣記者，沒有人不知道郭台銘有一份“黑名單”，這份黑名單上的成員，都是曾經寫過郭台銘認為對鴻海有負麵影響新聞的記者。過去郭台銘懲罰這些記者的方法，則是不讓這群記者參加一年一次的股東會以及尾牙，這是他一年難得的兩次曝光機會。
往往鴻海高管對記者多說了幾句，郭台銘看到報紙後一個不高興，就在內部“懸賞”，要找出泄密者。如此不合時宜的媒體“策略”，讓關係總是打著個死結。郭台銘說，媒體是龐大的鯨魚。他認為媒體報道應該更慎重，在《工商時報》事件後，他說：“這雖然是第一次（告），但絕不會是最後一次（告）。”
果然，在2006年6月，上海《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王佑，寫了一篇揭露鴻海是血汗工廠的報道，“富士康：機械罰你站十二小時”。
郭台銘這回祭出的手段，不是假扣押，是直接對撰稿的王佑，以及負責編輯的翁寶，提出求償3000萬元人民幣，並凍結銀行存款、房產及車輛等訴訟方式。
3000萬元人民幣，對從事新聞工作的兩個年輕人來說，當然是個天價。但比起台灣《工商時報》的畏畏縮縮，上海《第一財經日報》社方，是一麵倒地支持王佑跟翁寶，為他們聘請了龐大的律師團來跟鴻海大軍抗衡。
大陸媒體也預備向蘋果發動陳情，種種的力量，加上有書記等級的官員出來協調，最後郭台銘終於放棄以高壓手段對付媒體，雙方和解落幕。
直到2007年，《壹周刊》前記者臧家宜企圖撰寫一本郭台銘的書籍。她將一份大綱寄給郭台銘後，遭郭台銘以恐嚇勒索罪刑告上法院，臧家宜因此被判刑10個月。
三個記者，三個案例。可以看出郭台銘對媒體報道是多麼的“重視”。他曾經說過要出資興辦《鴻海日報》，這個意思是：要從經營方麵，影響新聞內容。
2010年6月8日，鴻海股東會上，郭台銘就對《中國時報》記者說：“我隻是不想買媒體而已，不然哪輪得到你們蔡老板買的份！”
蔡老板，指的是旺旺中時集團老板蔡衍明。他在2008年，用米果本業賺來的大把銀子，買下了台灣地區兩大報係之一的中時報係。
郭老板這句話，惹火了同樣霸氣的蔡老板。《中國時報》的社論，本來還稱讚郭台銘宣布大幅調薪，是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但股東會隔天，就轉為批評他是個“缺乏自省力的大老板”。
這篇評論認為，郭台銘調薪是給台灣地區其他製造企業找麻煩、引發工人運動也無益於中央政府“和諧社會”目標。直到不少學者聯署質疑郭台銘是“台灣之恥”，中時集團也全力跟進批評。
郭台銘也一再大吐苦水，他說台灣地區的媒體大老遠到了龍華，卻不去報道鴻海優渥的員工福利，隻會擠在他身邊拍照，一再醜化他。郭台銘更認為持續修理鴻海、讓廠區發生“模仿型連鎖自殺”的主犯，就是台灣地區的媒體。
這樣看來，郭台銘一再誤解媒體，雙方心結越來越深。他應對媒體，真的永遠找不到好方法。
一位鴻海高管說，郭台銘總是心太急了，“什麼事情前一分鍾知道有問題，第二分鍾就想知道答案。”他說。這位高管以前講常跟郭台銘開玩笑，“太急了，會把自己頭發都急白了”，結果，郭台銘果然白頭發不少，現在常要靠染發來遮掩，或許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媒體氣出來的。
如果他真的要辦《鴻海日報》，可以簡單地說，起碼他旗下的媒體，不會說鴻海的壞話。
說穿了，郭台銘的期望是“凡不利於本人與本企業形象的新聞，一律不準報”。但肩負政經監督重任的媒體，不可能達到他的期望。
2010年股東會場內，郭台銘麵對股東、記者提出的一個個相關跳樓的問題，慢慢找回了發球權，不再一味挨打。他重拾了慣常的威嚴語氣說，還會再告台灣地區的媒體，也讓台下記者都覺得，他還是沒有學到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