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說來，李鳴生近期報告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取向，在《發射將軍》中有著多樣的表現。其一是，宏微相間，以小見大，專注於小，又不止於小，以此彰顯真相揭示者和思想者的力量。眾所周知，以描述個體生命軌跡折射社會曆史風雲，以觀照社會曆史風雲來演繹個體生命軌跡，已成為文學慣用的筆法。李鳴生也不例外，但他對此還有自己獨特的表達。作者將發射將軍個人人生悲歡的描述放置於對新中國近五十年曆史進程反恩的語境中，以將軍個體命運之“小”窺見一國之特定時期的政治和文化生態之“大”，又以一國之特定時期的政治和文化生態之“大”反觀將軍個體命運之“小”。一國之宏觀與一人之微觀互為對應、互為參照、互為闡釋、互為塑造。作者沒有空洞抽象地按照既定當代史的表述口徑描述曆史，而是首先專注於小，即通過描述發射將軍的“個人史”以及諸多小情節、細節和言行來建構其個體命運的邏輯線索，昭示其生命過程的清晰真相。與此同時，作者又不止於小。他並沒有將“小”的發射將軍的“個人史”的描述，獨立於“大”的中國當代史之外，而是將後者視為一種闊大的語境、背景、幕布、氛圍存在，將其密布、構織於主人公命運的所有軌跡之中，以此凸顯主人公的傳奇性——發射將軍不僅是一個愛恨鮮明、剛柔相濟、個性突出的人，也是一個代表著國家榮譽和民族尊嚴的“中國第一個導彈發射基地”的領導者和開拓者。作品不僅生動而細膩地敘述了導彈發射基地艱辛創業和建設的主要過程，還將共和國曆史上的諸個多事之秋揭示出來——“大躍進”運動、中蘇友好與交惡、三年“自然災害”、十年“文革”、東西方冷戰等。發射將軍就是受命於這樣一個充滿著對立、動蕩和轉型的極其特殊的曆史語境之中，一個惡劣凶險的自然環境與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集於一身的西北荒漠之中。
這樣的情狀頗有幾分“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意味。然而，這是一個桀驁不馴、爭強好鬥、不畏強權，集正氣、豪氣、傲氣和匪氣於一身的另類人物，一個富家子弟、大學生，自願投身革命且戰功赫赫的高級軍事指揮員，更是一個集堅忍不拔、百折不撓、勇於開拓、敢於擔當等中華傳統美德和現代精神於一體的有別於共和國其他將領的發射將軍！作品就是在這樣一種宏微相間、悲壯神奇的美感風貌中完成對李福澤將軍這一人物形象的再現，並進而充分表達出作家的鮮明態度，那就是對於“將軍”這種真正具有純真高尚人格和信仰的人的肯定與褒揚，對於荒唐畸形政治文化生態的批判和反思，對於民族崛起和精神再造的祈盼和熱望。
在我看來，在當下中國社會急劇轉型、中國文化呼喚複興、民族精神亟須弘揚的關鍵時期，作為一個嚴肅而有為的作家，秉持這樣一種寫作理念、采取這樣一種寫作方式無疑是難能可貴的。因為“任何一個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地根植於社會輿論和曆史之中，因為他是社會、時代和人類的喉舌和代表。”
專注於細節，力求文學化與個性化表達，力避概念寫作，是《發射將軍》體現李鳴生報告文學創作之價值取向和審美取向的又一特征。作品盡管觸及諸多的“國家大事”和上至中央領導下至發射基地官兵，但其敘述視點始終不離主要人物發射將軍，並以這一人物的生命軌跡來折射國家曆史風雲。
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對於將軍的描述並非大而化之、籠而統之，而是通過大量生動的細節來展現，在創造強烈的現場感的同時，使人物形象可感可觸、可敬可親、呼之欲出。報告文學慣於或長於宏大敘事，這本是其文體本性使然。但近十多年來，報告文學中一種並非良性的寫作方式似乎有所蔓延，那就是以獲獎為目的的功利性寫作，它們表麵上高揚宏大敘事，但文本內質卻空洞無物，隻見宏大，不見細節和人物，更看不見“毛茸茸”的曆史，僅僅隻是現成權威結論的概念式演繹，或是按照某種題材模式進行不假思索的套用，此乃李鳴生“概念寫作”之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鳴生對這樣一種現狀是不滿意的，他力圖通過《發射將軍》對這種寫作方式做出某種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