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我還尊重她們，因為她們代表所謂的“組織”。我有什麼說什麼，她們反而說我給蔡順禮評功擺好，揭發不出大問題來。她們問我常有什麼人到我們家。“平時沒有人來。過年過節就是保衛部的幹部來拜年。”我說。還叫我把幹部名單寫出來。還說過：“有一天早上，我背包上班，一出門，碰上吳××在大門口和蔡順禮說話，說什麼我也沒有聽見，我也沒有和吳說話，我急著上班就走了。”後來她們就開始逼供了。那個時候在原單位，我被逼無耐，昧著良心承認過“造反派”編造出來的假材料了。一個女工、我稱她為“阿慶嫂”的就說：“上次說了假話，這次就不揭發了？”我說：“我已經說過了，沒有可說的了。你還非要我說，這是什麼意思？”她沒話說了。以後又開過一次鬥爭會，我不再回答她們任何問題。我瞪眼瞅著她們六七個人，她們不耐煩了，說：“我們給你說了這麼多話，你聽了嗎？”我說：“我又不聾！”以後再沒開會批鬥我。
之後我可以出去辦自己的事情了。開始有人陪同，後來我可以自己出去，但有人盯梢。第一次我請假出去買布，因為布票快過期了，我想買五幅布留著做被裏。賣布的沒有五幅布，都是寬麵布，我問售貨員：“一個被裏需要多少布？”那個盯梢的人非擠到我跟前聽我和售貨員說什麼。我就罵他：“人又不多，擠什麼？混蛋！連盯梢也不會！有這麼盯梢的嗎？”
我本來飯量就小，一天三頓幹飯，沒稀飯、沒有湯，我常常吃不下飯，身體漸漸衰弱了。在這困難的時候，我想向周×反映我的困境。但如果直接給周×寫信，就會落到秘書們手裏，我就給楊××（周×夫人）寫了封信，請她轉交。周×派車接我去他家。看管我的人覺得我來頭不小，省委書記都派車接我，也怕把我的身體搞壞了負不起責任，就允許我自己買雞飩湯喝。有一次自由市場沒有雞賣，要坐公共汽車到別處趕集才能買到。上車時人比較多，但也不是很擠，又是那盯梢的人使勁擠，我氣憤地說：“你先上！”他又不擠了。我上車了，他也上去了。我走哪兒，他盯到哪兒。我的外甥女來幫我洗衣服，她們也不願意，叫我自己洗，我說洗不動。“阿慶嫂”又說：“少洗點兒，一件一件洗。”我說：“一件也洗不動！”
熟人見了我不敢說話。有一次在街上碰見了一位同誌的老伴兒，在小橋上，她看見我就不敢往前走了。我主動上橋和她說話，走近了，她小聲問我：“他們不盯你梢了？”我說：“他盯不盯我不管，我不做壞事，也不怕他們。”她心裏害怕，也不敢多說話，趕緊回家了。在省學習班待了一年多，她們糊裏糊塗地叫我回家了，我又回到了昆明軍區大院的家中。
王××家不讓我進門，陳×看見我在她們警衛室坐著，招呼也不敢打一聲，衝我笑笑就進家門了。有一次，我在路上碰見王××司令，我問他蔡順禮有什麼問題，昆明軍區給他寫的“紀要”上空空洞洞的，也沒有具體內容。他的一幫隨員急忙把我趕走了，大概嫌我找他的麻煩，就把我發配到潘家灣招待所緊南頭兒的一個院落。要過一條大深溝，再上一個用鵝卵石鋪砌成的很陡的一個坡路，路很難走。因為經常在這條路上行走，我的右腳趾外側磨了很厚的繭子，這麼多年一直沒有好。
分配給我的房子是關押犯人的。鐵格子窗戶，都是四分直徑的粗鐵棍兒，每隔二寸一根，就像監獄一樣。房中沒有任何家庭用品和設備。我小時候家裏窮，什麼事都會幹，這點兒困難難不倒我。我叫兒子搬磚、和泥，自己盤鍋灶做飯吃。
1972年冬，因為中央同意了我的要求，孩子們工作穩定，沒有一個複員。但到1973年冬，各單位就把中央的決定忘到了九霄雲外。由於受到父親事件的影響，子女們都受到牽連。
首先是老二從部隊複員回來，接著老大也複員了。三個孩子都回家了，不能上戶口。那時候實行糧票製。沒有糧票拿什麼給他們吃？我可作難了。當時軍區領導都上北京去開會，聽招待所的人說，副司令在家主事。我寫信請他幫忙。（副司令批準招待所借糧票給我，解決了我的大問題。）我對他的關照至今不忘。大女兒醫科大學畢業，單位不讓她做醫生工作，病號知道她從醫科大學畢業都找她看病。她的領導就對病號說：“她不是醫生，不要找她看病。”因此也回家了。三十世態炎涼三十世態炎涼自從1972年9月20日蔡順禮在京西賓館被帶走後，一直杳無音信。我和孩子們的來往信件也受到檢查。我在昆明所謂的“學習班”中，生活受虐待，精神受摧殘。我隻要給在北京的孩子們的信上說一小點兒有關蔡的事，這封信肯定收不到。老大複員住親戚家很不方便，我叫他來昆明，這封信就收到了。我在昆明等得心急如焚，不能再等下去，向省委組織部唐××請假去北京，他不準假。我試探說：“那你關我嗎？”他又含糊其辭地說：“關倒不至於。”我心裏有底了，很快就坐上火車來到北京。老戰友胡×、李××去車站接我，暫時安排我和李家的姑娘們住在一起。因為李家房子小，他的二姑娘李×就天天夜裏在別人家住。馮××同誌積極地跑到房管局，為我批一套房子。下邊的經手人開始說十五天以後給房子，後來又說要市委領導說話才給房子。我到處找人，最後還是沒有辦成。大兒子回來後李家再也容不下了，隻好到我們製藥二廠的一個支部書記家住了十五天。大熱天，平常隻有自家人，可以對開房門通風涼快，有我們住著就很不方便。我又趕緊想另外的辦法。工人侯××父親家有房住，可他母親剛過世，我去住不方便。經過侯××同誌安排，他把朋友王××三口人家搬到他父親家住，我們住了王××的兩間房子。那時，還真是靠著以前工廠的朋友們解決了最迫切的住房問題。後來的大女兒給汪××寫信說：“我媽來北京看病沒地方住。”汪批示總政，我們住進了總政招待所。但是，問題還不少。住了沒有多久，邢××叫工作人員貼通知：“呂景旭交房費。”我就問怎麼交。他說：“按著住所的客人交。”住招待所費用較高，我當時的工資隻一百二十多塊錢，不吃飯也不夠交房租的。這不是要房租，是要趕我們走。我說：“是組織批準我們住進來的，有事去找組織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