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區大院被嚴密封鎖，隻能進來，不能出去，到處搜查。在譚家的牆上，發現了可疑鞋印（凶手穿球鞋作案）。專案組想智取嫌疑犯王××的鞋印，派了兩個幹部去取王××的鞋印，他們站在門口，叫王××起床。來人說：“你穿球鞋吧！”他馬上明白殺譚的事情敗露了。他從被窩裏掏出手槍，“砰、砰”兩槍把站在門口的幹部打倒，奪路而出。跑到院子後，他發現已被包圍，就舉槍自殺身亡。幾天以後，經過嚴密搜索，在廁所的糞坑發現了王××作案時使用的槍支，子彈也和現場發現的子彈殼一致。證據確鑿，“017”大案告破。
殺害譚政委的凶手王××是河南人，在老家參加過還鄉團，是曆史反革命分子。他竄改曆史，從河南逃到邊遠地區，混進我軍機要部門。凶手平常工作表現積極，在“文革”中，又因他屬於“八派”，“站隊”站對了，是革命派，得到領導的重用和信任，被提升為昆明軍區政治部保衛部的副科長，能自由出入譚的家。
調查發現王××在隔離審查期間，寫了反動日記，組織上打印了一部分供大家看。我看過兩本。隔離檢查期間，他在日記上記載了他的想法和心情。他在日記中分析了是誰發現了他的問題，要找出來，要殺他報仇。結果沒有找到，怎麼辦？要找“大的”報仇。他這種階級仇恨直接釀成了譚××夫婦的被害。
他天天晚上觀察看管他的哨兵，看誰比較馬虎，或換哨時間長，有多大空隙可以利用。經過長時間的觀察，他在日記中寫道：“‘小山東’執勤是可利用的機會。”出事那天就是一山東兵執勤。他裝做上廁所，越牆逃出關押他的地方。昆明軍區大院本來大門森嚴，但站崗放哨的戰士都知道他是保衛科副科長，常來軍區大院檢查保衛工作，所以，也沒有檢查他的出入證，值勤哨兵也不知道他已經被隔離審查。當晚，王××大搖大擺走進軍區大院。他進譚家大院比較小心，他搬了一個小板凳兒，踩著板凳從廁所爬進院子。譚××家房子很大，前門有哨兵，後門哨兵卻睡著了。他是從後門進去的，通過走廊到前廳上二樓。他知道譚××的房間不好進，鎖不易撬開，必須經過他夫人的屋子。他夫人聽見有撬門的聲音就叫小×（小×是她未婚兒媳婦），說有人撬門。小×答應了，不敢出來。
根據現場偵察，王××進了譚夫人房間後，譚夫人和王××搏鬥，不讓他進譚的臥室。王××開了槍，她被打倒在譚××臥室門口。隨後，王××進了譚的房間。譚大概聽到有動靜或槍聲，已經從自己屋門出去了。在下樓梯時，王××追上了他，把他打死在樓梯的石頭台階上。王作案後跑出軍區大院，回到關押他的地方，看管他的人居然一點兒也不知道。
凶手自殺，沒有留下一點兒口供。其後，軍區保衛部部長自覺責任重大，逃脫不了幹係，所以也自殺了。盡管凶手作案的事實已經清晰，但當事人的死亡使凶手的作案動機及作案細節無法大白於天下。專案組得不到繼續偵破的線索，希望根據現有事實結案，如以後有線索再進一步調查，但這個結果又無法令有關方麵滿意，真是進退兩難。當時正處在“文革”高潮時期，從上到下彌散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以“劃線站隊、”“派性鬥爭”等方式製造並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抓“後台”、抓“幕後黑手”等口號在社會上盛行。當時，所有的事件都要以“路線鬥爭”為綱，何況這種驚天大案？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借“017”案件興風作浪，給蔡順禮編造了很多“莫須有”的罪名，想把蔡順禮打倒。社會上謠言很多，還有很多杜撰的“故事”，這給“017”案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二十九株連家人譚××案本來是一件明顯的階級敵人報複的惡性案件。但在“文革”那個特殊時期，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和派性解讀。1972年9月，中央召蔡順禮同誌到北京“開會”，我們住到京西賓館。9月20日夜裏，我們兩人都睡熟了。突然聽到屋外有人大聲喊：“蔡政委，起來開會！”我當時想，半夜三更開什麼會？他穿好衣服就走了，再沒有回來。一會兒又進來個女服務員，她叫我起來，穿好衣服。陳×副司令進來向我宣布：中央決定，蔡順禮在北京隔離審查。還問我有什麼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