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中央的決定，我沒有意見。”但是我又說：“蔡順禮經得起審查！”同時我提出孩子們的問題。我要求中央等蔡順禮的事情弄清楚了再處理孩子們的問題，中央同意了。
他們把我送回總政招待所，把我住的屋子翻了個底兒朝天，連盛大蒜的破紙盒子還摸了又摸，好像這裏藏著炸彈。
過了幾天，又來了一幫人。有個大幹部向我宣布李××主任的命令：“你們娘倆回昆明，今晚的火車。”又命令說：“從現在起，你們二人不許出門。”我就對他們說，女兒在某醫院實習，另外在北京還有好多事情要辦。他又說：“讓別人去辦。”好像我們要逃跑似的。我們為什麼要跑！再說，又能跑到哪去？蔡順禮被關押也是被別有用心的人陷害，一時蒙蔽個別領導而已。兩三個人盯著我們收拾東西，另外又派出好幾幫人外出幫我辦事。我正愁有些東西沒處放，恰好在昆明工作的侄女王玉先被趕回來，這可幫了大忙。我在北京買了一批舊書，裝好一大筐，請她幫我帶到她哥哥家保存。
晚飯我吃了些剩雞湯泡飯。女兒對這突如其來的荒唐事情想不通，生氣不吃飯。當晚，我們坐上了直達昆明的火車。到火車站，他們先一個人上去，裝做要拉我上車。當時我才51歲，根本不用拉。我們母女上車後那兩人才上車。上車後，有人遙控他們，隻聽到看管我們的人回答對方的話說：“她媽吃了些雞湯泡飯，女兒沒有吃。”可歎一些領導人隻會高高在上地發號施令，對幹部一點兒也不了解，更不用說了解家屬了，恐怕連見都沒有見過。他們以為我沒有活頭兒了，要逃跑或是自殺。在火車上，包廂裏一個人先在上鋪睡覺，一個睡下鋪門外，還有一個人在板凳上坐著。三人輪流值班。這些行為我們都不管，想睡就睡，不想睡便休息，該吃飯就吃飯。
二十九株連家人到站停車時間長，我們娘倆到站台上散步。他們三人站成個三角形：一個站在車門口準備先上車；一個站在出口處，怕我們出站逃跑；一個站在離車門遠些、靠近車廂的地方，防止我們鑽到火車底下。
火車抵達昆明車站，早有人在等候了。他們把我們娘倆接到家，客廳早有一男一女在沙發上坐著。王科長向我宣布命令：“你到省委學習班。”我說：“等把女兒送走我再去！”“不行！你女兒由我們送她回原單位。”兩個“魔怪”早就等得不耐煩了，王科長話音一落，兩個“魔怪”就把我架走了。他們坐在汽車後座，把我夾在中間。到學習班院裏，待要進屋時，一個男人向兩個怪物表演了一個跳樓的姿勢被我看見了。我暗自好笑他的無知。我沒有那麼傻，天大的事我也頂得住，除非你這壞蛋暗殺我。我要和你們這些小癟三較量到底，看誰笑到最後！
到“學習班”第二天，李××代表“省委”向我宣布命令：“省委決定你到學習班學習，任務就是揭發批判蔡順禮的‘罪行’！”雲南早有人說他是“炮派”，想整他。現在蔡順禮在北京隔離審查，這夥人整不著他了，就拿我們家屬開刀。在文化大革命中，雲南一派掌權，說一不二，以派性代替法律，造反派草菅人命的事時有發生。雲南造反派曾經關押、整死過一個老幹部，他的孩子拿著手銬、腳鐐遊行示威，造成了很大影響。然而不管怎樣，人死不能複生。
這裏名義上叫“學習班”，實際上就是“監管”、“專政”。開始不讓我出門，調來兩名女工看著我。她們白天陪我吃飯，黑夜陪我睡覺，一個睡門口的單人床上，一個睡在我對麵的一個雙層床上。她睡下層，上層空著，沒有人住。早上我在院子裏鍛煉，她倆在旁邊瞎轉悠，生怕我逃跑了。
我睡的屋裏安裝了竊聽器，怕被我識破，還做了偽裝。我沒事就唱樣板戲，也不會調兒，瞎唱，天天唱，不睡覺就唱，好叫她們聽個夠。
所謂“學習班”，名兒好聽，實際上專門整我。還調來四名大學生，三個機關幹部，天天開鬥爭會。不開會也不讓出院門，隻能在院子裏活動，這跟監獄沒有什麼區別。